北宋大法官正文卷第六百七十九章谋反案张斐都有心情与王巩、齐济吹牛打屁，可见局势对他已经是非常有利。
李磊也不想再做挣扎。
他也做不了，他哪懂这些道理。
张斐又站起身来，迎着吴天那愤怒的目光，问道：“在今年的一月中旬，你曾派人伏击税警，且杀死三十五名税警，你可承认？”
吴天十分得意地呵呵道：“不错，这的确是我干得，因为之前我就听说，那税务司扬言连草寇的税都不放过，所以我很想见识一下这税务司有甚么手段。
但是令人失望的是，他们的手段，也就是拿钱去诱惑我的人。于是我就将计就计，让我的人假意被他们收买，然后再设伏阻击他们，只可惜，未能将他们一网打尽。”
话说至此，他稍稍一顿，“话又说回来，正是因为首战大胜，以至于我小觑了税务司。事到如今，我也承认，这税警的战斗力是禁军的百倍都不止，倘若那晚我遇到的是禁军，呵呵，即便中计，我依然能够大获全胜。”
张斐道：“那你有没有想过，伱这么做，会引来朝廷的围剿？”
吴天冷笑道：“老子早就想反了这软弱无能的鸟朝廷，还会怕这些。”
一阵哗然声响起。
但并非是吴天说漏嘴了，而是他心里也非常清楚，这谋反罪名是逃不掉了，还不如嚣张一点，发泄一下心中的怨恨。
张斐道：“我问完了。”
赵抃又看向李磊。
李磊忙表示没有问题。
他都已经这么说了，那真心不能再为他辩护了。
赵抃点点头，又瞧了眼天色，见正午将近，于是道：“暂时先休庭，下午继续审。”
因为检察院将这三十多个人算成一个案子，所以要等到全部审完之后，再一块宣判。
但吴天谋反的罪名是否坐实，对于后续审理，是极为关键的，因为那些豪绅、财主只是跟吴天有关系，或者说支持吴天对付税务司，他们自己并没有谋反举动，如果吴天的谋反罪名定下，那他们极有可能是协助谋反，对于谋反这种罪名而言，哪怕是协助谋反，等同于谋反啊！
休庭之后，顿时是舆论大噪。
李磊侧耳听去，见无人在讨论吴天的死活，甚至都没有人讨论这个案子，而是都在谈论那“不可缺少的恶”。又向李国忠道：“义父，好像他们都不关心此案了。”
李国忠叹道：“对于我们而言，这是好事啊！”
李磊道：“但如今吴天基本上是逃不掉谋反的罪名，局势对我们非常不利啊。”
李国忠道：“那些人想要无罪释放几乎是不可能得，我们也只能奔着谋反罪去打，这尚且还有一丝希望。”
“此子的宣传手段，真是千古难得一见！在这一点上，我与他的差距，就如同他的文章与我的差距一样啊！”
王安石是哈哈笑道。
吕惠卿不明所以，问道：“恩师何出此言？”
王安石道：“这你都还未听明白么，税是不可缺少的恶，而税法是用来限制此恶，你说他的用意是什么？”
吕惠卿这才恍然大悟，“宣传他的法制之法。”
王安石点点头道：“正是如此，并且依我之见，会取得非常大的成功啊！”
这百姓最恨什么，绝对是苛捐杂税，当张斐将税定义为“恶”，百姓是肯定赞成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倘若“法”能够限制此“恶”，那百姓会不会支持“法”？
绝对会举双手双脚来支持“法”的。
这其实还是在宣传“法”，并且胜过之前的一切宣传。
王安石对于此番操作那真是佩服的五服投地，如果这观点深入人心，那么百姓有多么痛恨“税”，就会有多么支持“法”。
真是令人拍案叫绝。
当然，他这么开心，也是因为他非常支持张斐的这个观点。
“不可缺少的恶？”
吕公著是若有所思道：“这与儒家对税的定义有何区别？”
他一时还未转过弯来，还在思索，以前是怎么定义的？
熟读史书的司马光就道：“其实儒家思想并未对此下定义，但是从史书来看，儒家是将税两分，将苛捐杂税视为恶，轻徭薄赋则是视为仁。而张斐是将税定义为恶，无论是苛捐杂税，还是轻徭薄赋。”
文彦博点点头道：“君实言之有理，二者看似相近，但其实是天壤之别。”
吕公著似乎想明白了，但又糊涂了，不禁问道：“那谁更有道理？”
既然二者有区别，就要分高下啊！
司马光抚须道：“其实不在于谁更有道理，而是在于儒法理念的不同。与法相对的就是恶，但是与儒相对的则是善与恶。”
富弼摇摇头道：“君实此言差矣，此法亦非法家，而是法制，法家相对的是恶，但法制可不是。”
文彦博点点头道：“方才张三的一番解释，其实已经讲明此理。也就是关于税法的解释。法家并没有将税定义为恶，而是将逃税、漏税定义为恶。而张三是将‘税’定义为恶，此二者亦是天壤之别。法家相对的是人，而法制相对是。”
话说至此，他突然意识到什么，旋即闭口不言。
一旁听着刘述忙问道：“文公，是什么？”
文彦博、富弼他们默契地相视一眼，均是抚须不语。
司马光就比较耿直，直接道：“是权力。”
刘述面色一惊，但很快就明白够来。
张斐一直强调，将“恶”束缚，那么问题来了，此“恶”为何能够挣脱束缚，根据牛顿定律，背后肯定是有一个力在推动此“恶”去冲破束缚。
官场中是没有什么地心引力的，官场中就只有一个力，那就是“权力”。
那么再回过头来看，束缚的也就是权力。
吕公著又问道：“二者孰优孰劣？”
“？？？”
几个当代最聪明的人，不禁也是面面相觑。
文彦博抚须道：“其实二者所追求的结果，可能都是轻徭薄赋，只是采取的手段不一样。”
他还是认为此与二者的理念有着莫大的关系，在儒家系统中，君主是核心，故此是以规劝君主为主，若不分善恶，又如何去规劝君主，总不能劝君主行小恶，勿施大恶。
在儒家体系中，所有的人和事，都是有对立面的，对错，善恶，君臣，父子。
故而，苛捐杂税是为恶，轻徭薄赋是为仁。
法制之法则不同，它的理念是捍卫正当权益，在这个理念下，收税就是一种恶，收税绝对有侵犯个人正当权益，但这又是必要的，而法制之法是不需要去分善恶，因为他本身就能将恶给束缚住。
但束缚住的结果，多半还就是轻徭薄赋。
这跟法家之法是极为不同，法家之法并非是强调束缚恶，而是强调逾越者为恶。
在法家之下，税是可以无限膨胀的，这不是恶，但若你不交税，这就是恶。
但是在法制之法下，税本身就是恶，必须得束缚住，不能无限膨胀，必须得小心谨慎。
法家和法制，行为其实是类似的，只是对“恶”的定义不同。
那么文彦博就认为，孰优孰劣，是见仁见智。
但是富弼却不这么认为，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此可分出优劣。”
文彦博的孰优孰劣，其实站在统治阶级，也可以说是站在士大夫阶层，对于他们而言，这只是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但是富弼是站在百姓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若从百姓的角度来看，会更偏向哪种？
肯定是倾向于定义为“恶”。
轻徭薄赋，百姓也不一定承受得起，当然也是恶。
文彦博又问道：“那富公以为，孰优孰劣？”
富弼先是一愣，旋即皱了下眉头，摇摇头道：“这还真不好说呀！”
此孰优孰劣，问得并非是儒法理念之争，而是指当百姓将税全部定义为“恶”和将税区分善恶。
此问，就是从治理的角度来看。
但这是从未有过的概念，富弼也不知道，当百姓认同这个说法，到时是增加治理的难度，还是减轻治理的难度。
到底孰优孰劣，他也不敢妄下评价。
司马光突然道：“虽说百姓可能会倾向于不可缺少的恶，但我以为这并不利于朝廷治理，若都定义为‘恶’，百姓是难以理解的，可能会认为交税就是恶行，因为大多数人可能都不懂何谓‘不可缺少的恶’，若分善恶，百姓是能够更好的理解，同时也能体现君主的仁政。”
刘述点点头道：“君实所言甚至有理，可如今此话已经传出去，我们又该如何避免？”
司马光却也不知如何回答。
吕公著突然道：“这个问题，一日两日是讨论不明白的，我们还是先找个地方坐下，边吃边谈。”
这也可以看出王安石和司马光在思想方面的不同，王安石是非常支持不可缺少的恶。
因为在王安石看来，在收税方面强调仁政，那就是伪君子的行为，上面天天仁政，下面天天叫苦，就不如承认这是恶，不管是增税，还是减税，都有道理可依。
如今就是只有减税有道理可依，增税就找不到道理，但国家有些时候，是必须要增税的。
而司马光还是更偏向于传统。
然而，他们这些学问大家，都未有讨论出一个结果来，可见这个话题是真的具有争议。
整个中午，都没有人再关注什么谋反案，大街小巷，全都在议论这不可缺少的恶。
说到底，谋反案多数人也就只是看个热闹，干他们屁事，但税收跟每个人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