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一别就是三年，直到聂赫留朵夫升为军官、奔赴部队、顺道看望姑妈的时候，他才又一次跟卡秋莎见面。此时的他和三年前在姑妈家度假的他已是判若两人了。
从前他是个诚挚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青年，随时准备为一切美好的事业献身，如今他却成了荒淫无度的利己主义者，专图享乐。从前他觉得上帝创造的世界是个谜，他怀着喜悦和新奇的心情一心要猜破它，现在他认为现实中的一切既简单又明了，好坏由他所处的生活条件而定。那时他认为重要的是接触大自然、尤其要多多熟悉思想家的哲学和艺术家的诗章，如今重要的是人际关系和怎么跟同事打交道。从前觉得女人是神秘的造物，美丽的化身，惟其神秘才迷人，现今他觉得除开家中的亲人和朋友的妻子外，女人就是具体的女人，是他尝试过的最好的享乐工具。那时他不需要钱用，母亲给他的钱花不完三分之一，他可以拒绝继承田产而把这些田产交给农民，如今他母亲每月给他一千五百卢布他还嫌少，为此和母亲有过不愉快的谈话。那时他认为精神的我才是真正的我，现在却认为健康而精力充沛的兽性的我才是他自己了。
他之所以有这种可怕的变化，全因为他不再相信自己的信念而是相信了别人的意见。他之所以抛弃自己的信念而去适应社会的成见，这是因为，如若坚持自已的信念，过起日子来太难了，他就得亲自动手解决一切问题，而解决起来总是不利于追求轻松快乐的兽性的我，这个“兽性的我”几乎总是同他作对。如果依附别人的意见，那就不用他多费脑筋，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解决起来都有利于那个兽性的我，除此之外，如果坚持自己的信念，便会永远受人指责，反之，如果遵循俗见，就能得到赞许。
比方说，聂赫留朵夫探讨上帝、真理、贫富之类问题并阅读这方面的书籍，别人就说他不合时宜，荒唐可笑，连好心的母亲和姑妈也用讽刺的口吻管他叫我们亲爱的哲学家
。他转而阅读无聊的小说，讲猥亵的笑话，上法国剧院看轻松的喜剧，津津乐道其中的情节，大伙儿倒称赞他。但如果他想节制用度，穿上件旧些的大衣，谢绝豪饮，那他们就不这么看他了，就会说这个人脾气古怪，没准儿是在想标新立异。他把大笔钱用于置办猎具或装潢书房时，他们又众口一词，说他风雅得很，并且给他锦上添花，送去贵重的物品。他想洁身自好，结婚前一直保持童身，亲人们却说，他一定是健康出问题了，连他母亲也心生怀疑。后来，他从同事那儿抢走了某个法国女人，母亲知道后反倒乐了——是呀，儿子成了真正的男子汉！这位身为公爵夫人的母亲得悉他和卡秋莎亲近，甚至有可能结婚，当然要担心害怕了。
同样，聂赫留朵夫成人之后，认为土地私有不合理，把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不大一份田产散给农民，这吓坏了他的母亲和一些亲戚，因而成为他们讪笑和谴责的对象。他们告诫他，说得到土地的农民非但没有由此发家，反而开了三爿酒店，不干农活，变得更穷了。后来聂赫留朵夫进了禁卫军，跟他那些门第高贵的同事们一起挥霍，一起赌博，害得他母亲叶莲娜·伊凡诺芙娜不得不动用存款，可她一点儿也不气恼，反而认为这是人之常情，甚至觉得趁他年轻，照这样在上流社会里先打打预防针，也未尝不是好事。
起初聂赫留朵夫做过抗争，但抗争极其困难，因为凡是他凭自己的信念认为是好的，别人都认为是坏的；反之，凡是他凭自己的信念认为是坏的，他周围的人都认为是好的。最后，聂赫留朵夫服输了，不再相信自己而相信别人了。开头的时候，他这样自我否定是不愉快的，但不愉快感并没有持续多久，他开始抽烟喝酒，很快就消除了不悦感，甚至觉得一身轻松。
于是聂赫留朵夫以他原先的热切劲儿投入为人赞许的新生活，另一种呼声在他心中湮灭了。这种变化是他去彼得堡后开始，到他进入部队的时候完成的。
队生活本就容易使人堕落，因为一进入军队，没有了合理的、有益的劳动，人就变得无所事事，他不承担人类的共同义务，却享受着军旗、制服和团队加给他的荣誉。军人一方面对别人拥有无限的权力，另方面，对上级长官却要俯首听命。
然而军队生活，包括军旗、军服给予他的荣誉，合法的暴行和屠杀，其使人堕落还只是一般性的；如若他被遴选上，加入名门子弟才能加入的禁卫军，由于接近皇室，由于穷奢极侈的生活起居，就更令人加倍地堕落，使人的利己主义达到完全疯狂的程度。聂赫留朵夫自从进入军界，像他同事那样生活之后，就处于此种癫狂之中。
天天没有一件正经事儿，只是穿上由别人精心缝制和洗刷好的制服，戴上头盔，拿起也是由别人制造、擦拭得锃亮然后捧给他的武器，跨上由别人喂养、调教的骏马，去参加训练和阅兵仪式，与和他同样的人一同策马奔驰，挥舞马刀，举枪射击，还把这一套教给其他人，除此之外就没别的了。但那些达官显宦甚至沙皇不仅夸奖他们，还向他们表示感谢。演武以后，最好最要紧的事就是去吃，去喝，去挥霍不知从哪来的钱财，去军官俱乐部或者最阔绰的酒楼。剧院、舞会、女人，再又是横刀跃马，再又是挥金如土、牌戏、女人。
这样的生活对军人起着特别厉害的腐化作用，这是因为，如果他是个平民，内心就不能不为过这种生活而感到羞愧，军人则认为所有这一切理所应该，并为过这样的生活而夸耀，骄傲，尤其在战争期间。聂赫留朵夫就是这样。他是在对土耳其宣战后进入军界的，在他一生的这个阶段中，隐隐约约地在想：“我们准备捐躯沙场，因此寻欢作乐的生活不但可以原谅，而且是对我们来说必不可少的。”他在这段时间里为他得以挣脱从前为自己所设的道德樊篱而感到十分高兴，并且一直处在利己主义连续疯狂发作的状态中。
正是带着这种心态，他来到了久别三年的姑妈家。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