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者，盖有侠客之谓也……如果没有侠客，那小说就无法称之为武侠小说。与武侠小说较接近的是《水浒传》，但我们却不把它作为武侠小说来读，因为它写的不是江湖故事，不是武侠生态。写江湖，写武侠，才能称为武侠小说。
老金十五部大小著中，每一部中侠的概念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根据创作的时间来排序，我们会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金著中的武侠概念是自成体系、又不断变化的。
先说《书》。这是老金的武侠处女作。应该说，这部书中“侠”的概念承接了新派武侠的开创者梁羽生的侠概念：剑胆琴心，文武双全，又有路见不平之类的侠义事迹。这也是中国传统武侠类作品的标准的侠的定义。
《射》：直到此时，老金的创作风格才为之大变，真正形成了自己的金氏武侠套路，并最终树立起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武侠概念。这一点影响深远，乃至于被读者广泛接受，成为了判定侠的一个最重要标准。后来的袁承志、萧峰、张无忌、陈近南等，都可归入此类。至此，老金形成了自己第一个关于侠的完整概念：儒家之侠。儒侠的特点是社会本位，处处以家国天下为念，为国为民甘愿自我牺牲。金庸还让儒侠在一定程度上契入历史，参与到保家卫国，抵抗侵略的过程中来。如陈家洛的反清复明；袁承志是袁崇焕的公子，为李自成运军饷；萧峰成了辽国的南院大王，等等。应该指出的是，老金的大部分作品都纠缠于汉族与其它少数民族的侵略与反侵略斗争，一是因为这些时期有故事可写，二是书中难免有夷夏之分。
《神》：金庸风格在此再次转变。如果说郭靖是一个传统的儒家之侠的形象，那么杨过就是一个道家之侠：狂放不羁的形象，对个性自由的追求，不受传统约束，凡事任性而为。令狐冲亦可归入此列。只是后来杨过的性格又倒退到了儒侠的境界，不免使人遗憾。
再说《侠》。石破天是一个无名无姓、无知无识、无欲无求的人，标准的“佛”的形象。这便过渡到了佛侠的境界。佛侠的心中并没有为侠的意识，并不为侠义二字而做侠义之事，但行事皆不脱离侠的道德标准。在该书中，我们看不到石破天满口民族大义，为国为民，但他的所做所为却仍然让我们看到了侠义精神。狄云亦可归入此类。
老金最终对侠的概念的超越和反叛是在《鹿》中。在《鹿》中也有大侠，就是陈近南。但是这个大侠做了些什么？虽然风尘仆仆，走南闯北，执着地反清复明，却最终庸庸碌碌，一事无成。在这里，武侠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铲尽人间不平事，解救天下苍生。真正能够发挥这种作用的已经不是江湖侠客，而是居于庙堂之上的统治阶级、国家机构。书中有一段话，大致的意思是这样的，康熙说，你们武侠杀贪官，救黎民，但你们即使杀一万个贪官，抵得上我的一道永不加赋的诏书吗？
解救黎民百姓的任务，靠侠客能够解决吗？在这里，金庸已经否定了侠客的意义了。真正能够救人于水火的，不是一两个侠客的个体行为，而是一个开明的政府，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所以，真正的大侠不是郭靖，不是陈近南，而是康熙。
至此，武侠的故事已经写尽，侠的定义已经被消解，侠的意义已经被否决。正统的武侠小说已经走到了自己的顶峰，无法超越。或许，金庸正是因为这样才封笔的，因为他已经否定了武侠，他再也无法超越自己了。实际上金庸是任何人都无法超越的，金庸的“侠”概念也是不可超越的。金庸之后的任何人写侠，无不是在金庸的“侠”概念之内转圈。因为金庸的武侠境界已经脱离了“侠”，其它人还在孜孜不倦地写“侠”，与金庸的思想境界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之上，谈何超越？
以前看过梁古温、陈青云、卧龙生、王度庐等人的作品，但后来只看金庸，已经没有兴趣去涉猎其它人了。因为金庸之外，已无武侠。武侠小说到了金庸这里，已经走到了自己的颠峰。其他武侠作家，或者在半山腰，或者还在山脚下溜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