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上下都在早请示，这是一个新的一天开始的仪式。东方发红时《东方红》的歌声也就遍及全国了。歌声过后是对那些新的、旧的、半新不旧的最高指示的背诵。人们只有完成了这歌声、这背诵，才能带着心理的平衡和不平衡、充实和不充实去开始新的一天。
在响勺胡同，这仪式自然也不例外。仪式须有人带领；起调唱歌、带头敬祝、领诵最高指示。在司猗纹和罗大妈的四合院里，眉眉意外地成为这仪式的带领人，这使眉眉和司猗纹都受宠若惊着。
司猗纹总也不明白其中的缘故，她把眉眉的突起看做她那一系列政治表现的结果。政治表现也直接体现在她和罗大妈之间的一切一切比如学蒸窝头。她想，凡事都有个开花结果的时候，花不开是时间不到。罗大妈站在枣树下吃枣时不是说过“桃三杏四梨五年”么，树尚且如此，何况是革命的花，开起来更费时间。现在花到底开了，花就开在她和外孙女的心窝窝——许多歌里都这么唱。
她在街道读着报，眉眉在院里领头做着早请示。
眉眉不这样想，她总觉得这一切的一切都因了那个特别玫瑰的春天，那个玫瑰的春天给了她愿望，这一切便是那愿望的实现。而这愿望和愿望的实现不单是妈那顶毛线帽，那像是因了一个人的存在。这存在才使她常常激动得不能自制，才使她不断去探索自我，去孤芳自赏，去……忍受着爆炸翻动《赤脚医生手册》，然后又心跳着站在枣树下寻找出适当的声音领导全院朗诵着她那每天的选择。原来一切都不是空洞无物，不是自作多情，一切都使她想到了一个人。每天，当她最早把自己梳洗完毕手捧语录站在枣树下时，一个人很快就站在她身后了，那便是大旗。
“哎，眉眉，今天念哪段儿？”大旗问眉眉，显出无所谓，显出就是随便问问。其实念哪段儿还不是念？只要眉眉开口念出第一句，人们不是就跟上来了吗？从来没人提出过质疑。然而大旗还是要问问。
眉眉愿意回答大旗的问话，虽然回答与不回答也不重要。念哪段儿不是只等我一开口你就知道了吗？然而眉眉还是愿意把她的选择告诉给大旗。那告诉里有随随便便的无所谓，那告诉里也有难以觉察的郑重其事和郑重其事的商量。虽然那时她还不懂商量本身便是人间一个美的构成的开始，但是她知道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最愿意完成的就是这种商量。
对于眉眉的选择，大旗从来都是满意的。
“行，我看这段儿行。”大旗说。不然就补充一句，“我们厂也净念这段儿，这段儿对路。”
眉眉的选择偶尔也被大旗否定，那是遇到最新指示下达，眉眉还没有及时掌握。这时大旗就把一张印有“特大喜讯”的传单从口袋里掏出来展开，用粗糙的手指着，逐字给眉眉朗读，最后把它送给眉眉。眉眉喜出望外，接过来，将自己原先的计划修订一下。那“特大喜讯”上印有昨晚刚广播出来的最新指示，昨晚眉眉已经听见，但她还没有见到文字，只有见到文字才能一字不错地朗读、运用，而那正式的文字，眉眉总要等到第二天邮递员送来当天的报纸时才能看到。
大旗见到那文字要及时得多。他在一家区办印刷厂当工人，那种印有“特大喜讯”的号外传单，就是从他的机器里印刷出来的。他在厂里印字典纸的精装宝书；印样板戏的宣传画，李铁梅、白毛女整天在眼前奔流；印“特大喜讯”——那是他们加班的奉献。他整天穿着厂里发的直领蓝工作服，身上散发着油墨味在院里进进出出，短而直的领子摩擦着他那生着青春痘的脖子。
眉眉开始等待大旗，最好每天都有特大喜讯。
眉眉不知什么时候把这仪式变作了对大旗的等待，但她又不相信那就是对他的等待。那本是一天一度最庄严的仪式，在那个时刻她是全院的领导，那一句顶一万句的语言是由她传达给全院的，她一呼百应，铿锵的语言将化作每个人的行动。等待，那岂不成了对这个时刻的不敬重。然而每天的清晨，眉眉还是第一个站在枣树下等待。枣子已经缀满枝头，青青的每一颗都沉重。她望着她拥抱过的流过泪的这棵老树，有一种背叛了它的感觉。那满树新枣悬在她的头顶，就仿佛要随时袭击她的这种背叛。
大旗来了，抚慰了眉眉的不安。
眉眉的突起并非司猗纹那种理解。眉眉的突起实际是靠了大旗向罗主任的竭力推荐。开始这领导人本来是要落在大旗身上的，而大旗却在母亲跟前举荐了眉眉。他跟罗大妈说：“您别给我添事儿了，每天都得准备段子，我哪有那工夫！”他用没时间准备“段子”驳回了母亲。后来罗大妈问他谁合适，他想了想说：“我看眉眉挺合适，文化水平也不比我低多少。安稳，能镇得住。”也许镇得住就是眉眉在大旗心目中的分量吧。后来罗大妈少不了又找出几条眉眉不合适的理由，被大旗再次做了驳斥。
罗大妈同意了大旗的推荐。经过试用，也许连她也觉出了大旗用人的合理与合适。从政治角度来看，阶级斗争虽然要天天讲，可是还有一个“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问题。再说眉眉在试用期内那站在领袖面前的庄重神态，领诵时那声音的甜美，都使罗大妈暗自称赞大旗的眼力。
大旗没有想到这些，他的推荐里仿佛充满了对南屋这个只知低头干活儿的小姑娘的心愿，圆满这心愿是因了他对她的观察。至于这观察始于何时，他不曾思索。他只觉得她的能力不仅仅限于去完成处理宝妹的大便和司猗纹对她那所有的吩咐，她一定还有能镇住这个院子的力量。他尤其愿意使自己的估价在父亲兄弟面前得到验证。面对那个小姑娘他只觉得他们全家的分量很轻。
大旗虽然不曾感觉这年春天的“特别玫瑰”，但在这特别玫瑰的春天里，他却发现眉眉突然变成了一个像大人一样的大人。面对这大人一样的大人，他常常觉得自己那身油污的工作服里需要套一件白衬衫，他开始考虑白底懒汉鞋顺眼还是红底懒汉鞋时髦。
第三个出门的总是竹西，她的位置永远是大旗的后头他人的前头，这三个人在全院人前像首先站成了一个小小的纵队，后来的人虽然散漫地排开，但每人也早有自然形成的位置，仿佛自己给自己定下的规矩。
竹西不跟大旗打招呼，她只是带着好的气色，带着精力充沛的身体，带着一身整洁的服装和她那种年龄的女人身上特有的气息，站在他背后。大旗就凭着对那气味的了解才知道竹西的存在，竹西的目光正对着他那粗壮的、生长着青春痘的脖子。他一阵阵不自在。他觉得身后的竹西像一个膨胀着的热气团，那气团就要把他包围把他吞噬。
接下来出现的便是司猗纹、罗大妈、罗大爷了。这三个人谁也不比谁早，谁也不比谁晚，像是在屋里就准备好了步伐一齐出门，一齐站在枣树下。庄坦稍晚一步到达，他似乎故意把自己的次序排在了母亲之后。最后是二旗和三旗，他们肆无忌惮地打着呵欠，肆无忌惮地衣衫不整着，使人看出他俩的到来是出于被迫和无奈，是这仪式打扰了他们的早觉。
晨风吹散着人的倦意，把昂扬着的灵魂吹得更昂扬，把一切愿望吹拂得更强烈，把一切嗅觉和目光吹拂得更加灵敏和锐利。但种种心思还是在眉眉的第一声“敬祝”中淡漠下来，第二次“敬祝”时人们已经意识到，他们是聚集在这里完成着一个庄严时刻，那张高悬在枣树树干上的印铁领袖像便是证明。最初那像悬在北屋廊下，后来不知谁把它移于这棵老树干：下面由两根铁钉托稳，上方用细铅丝牵住，一个斜面正冲着院里的革命群众。
日子一天天逝去着，仪式一天天完成着，人们真正做到了雷打不动。中断是偶尔的，比如大风大雨，比如谁家着了大火，比如那张俯视革命群众的印铁爬上了一只“洋拉子”。
“洋拉子”就是寄生在枣树上的一种小毛毛虫，和枣树叶子颜色相仿。平时它把自己隐藏在叶子下边和人类互不侵犯，但当它爬上人体，便能给人以出乎预料的、难以承受的刺激，被它刺激过的那一小块皮肤，能使人疼痛欲绝。
就在这仪式的高涨时刻，一只“洋拉子”爬上印铁停下来。它占据的位置立刻引起所有人的重视，人们开始**不安。眉眉不得不停止朗读，为难地回头观察身后。二旗举起一把扫帚，不管不顾地朝那张印铁扫去，罗大爷劈手夺过扫帚说：“你……这也能扫？”二旗恍然大悟了，原来那虫子攀附的不是什么铁皮，而是人们心中的红太阳。二旗缩起脖子，尽量表现出自己那过失的严重。罗大爷依然脸冲二旗表现着应有的义愤和由制止了政治事件而生发的豪迈。
那虫子还在上面恣意爬行，恣意亵渎着领袖那端庄、慈祥的面容。人们开始着急地在树下做各种手势和姿态，他们既不能制止它的爬行，也不能因了它的爬行而自由散去。人们的手势和姿态很激烈，却缺乏必要的真实，直到竹西回南屋搬出了一只杌凳。她登上杌凳，从容地、小心翼翼地伸出拇指和食指从铁皮上捏住了那东西。人们惊叹她的英勇，惊叹她对付那东西的神奇，难道捏住那与人类不共戴天的虫子的不是一只有血有肉的人手吗？
竹西沉稳地站在众人面前，用人体的生理知识为众人解释那道理：“洋拉子蜇不疼手心，因为手心没有汗毛孔。”
她捏着虫子把手举得很高，刹那间大旗注意到竹西的手背。在清晨太阳的照耀下，大旗第一次发现竹西手背上有许多大于其他女人的毛孔，毛孔里生长着密于其他女人的汗毛，看上去金光灿灿。那毛孔那汗毛仿佛使他受到了挑拨，他的心一阵阵紧缩着，心的紧缩还使他觉得脸上一定涌起过分的血液。他怨恨自己为什么单去注意一个女人手上的毛孔和汗毛，他觉得这刹那的注意很对不起站在他前面的眉眉。然而他又分明地意识到，竹西伸手去捏那虫子并不是为了拯救那铁皮，她分明是在向谁展览她那多毛的手背。
竹西没再表现自己的英勇，也没有捏着那“洋拉子”专门向谁去展览她的手。她把虫子扔在地上伸出一只脚踩死，平静地回了南屋。那背影似乎告诉人们：一种小常识而已，体验一下也得拿出些勇气的。
一只鸡飞跑过来啄走了那虫子。
人们开始抱怨：
“这枣树。”
“这枣树。”
“这枣树。”
……
枣树和虫子或者虫子和枣树，终归不能令人满意。
西屋又住了人，院子里就有了鸡。几只黑鸡，几只白鸡。
西屋的鸡比西屋的人要优越得多，它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院里咕咕叫着拉屎散步；可以自由自在地甩着红冠子从北屋廊前飞上飞下；可以自由自在地于早晨那个庄严时刻在人前啄食配对儿。北屋和南屋都对鸡滋生着难以容忍的敌意。他们任意轰赶它们，指桑骂槐地用鸡来暗示、影射那鸡的主人，却无人能奈何它们，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条关于怎样和鸡展开面对面斗争的指示。于是鸡的主人带着他的鸡钻了人的空子，好像主人对这院子、这生存空间的一个小小的恶作剧。
然而主人却是严肃的，他对鸡倾注了一份家禽难以获得的情谊。每当他在院里弓肩驼背为鸡剁菜拌糠，每当他从鸡窝里托出由食物转换成的雪白的鸡蛋时，那脸上的神色已经告诉人们，他的养鸡便是他生存的神圣所在。假如姑爸对猫是一种溺爱一种相互依存的必需，那么他和鸡就如同在共同完成着一份正义的事业。于是那鸡也借了主人对这世界的气度，挺胸腆肚地表现对主人应有的协同。
除了对鸡，主人的其他活动是不为人知的，人们甚至没看清楚他是怎样带着他的黑鸡白鸡突然出现在这院子里。
每天，主人完成了对于鸡的一切，西屋就一片寂静。偶尔传出一些零星声音，那声音也大都和人生正常的生计节奏有所不同——劈柴？捅火？切菜？刷锅……都不是。像是木匠的锛凿，像是铁匠的敲击。有时一天都是静默的，这静默使人好奇，使人揪心，使人非去了解个究竟不可，于是罗大妈的脸贴上了西屋的窗户。经过一番机警、谨慎的侦破之后，她以按捺不住的兴致来到南屋，不顾司猗纹的会见方便与否，把一张阔嘴贴近司猗纹的耳朵说：“我看清了，纳底子呢，是双小孩鞋。”罗大妈伸手给司猗纹比了个长短，那是一个七八岁孩子的脚。多年的做鞋经验使罗大妈对底子的尺寸感十分的在行。不久，罗大妈又会送来新的消息：“哎，做板凳哪，一个小板凳。”罗大妈给司猗纹比了一个高度，那是一个比普通板凳矮、却比小板凳高的一种不高不矮的板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