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玮从美国来信，告诉苏眉她正在边工作、边读书，收入不错。和尼尔暂时住在公公家一幢别墅里，房租不必拿，星期日到园子里拔拔草还能从公公手里挣出吃冰淇淋的钱。家里有个长长的车道，尼尔教她开车，已经拿到驾驶执照。也玩，到美国人的行列里去玩。坐上筏子漂白河，她勇敢地漂过了最险的五级浪区“甜蜜的浪呀”“他妈的大石头”。鬼节时参加化装舞会，她把自己化装成葡萄干，尼尔则化装成半的里根。还有人把自己化装成厕所，屁股上挂一卷卫生纸。美国式的玩，苏眉想。可她怎么也想不出葡萄干怎么化。
苏玮所学的专业却不时更换。上封信说正读“大众传播”，下封信却变成“比较文学”；这封信是“国际贸易”，那封信又变成了“饭店管理”。这是苏玮，苏眉想。又在七折腾八折腾。折腾着，得到了，却又有点不如愿，还有点患得患失。
苏玮每次在信中先是一阵兴奋，然后就对美国节奏流露出一些不习惯。说有时她真想懒散一下，有时很想喝一碗爸做的粉丝白菜汤，有时很想睡个午觉，哪怕到响勺胡同去睡也行，“要是你再把我搂到沙发上睡，我一定不再‘咕容’。”
这使苏眉想起她们在响勺的日子，想起她们那天早晨逃出北京的狼狈情景。赶汽车时苏玮追不上苏眉，那是因为她穿着挤脚的花布鞋，脚面被鞋挤得鼓出老高，像个小肉包子。那时苏眉却在前边一味地呵斥她。可是，假如没有这个鼓着脚面的家伙那如此坚决的大哭，也许她们还得回响勺胡同。世间的事都是这么偶然又这么必然，如同她们当时只有共同的狼狈和从这狼狈中获得的共同亲密。谁也不去想将来会怎样：能不能逃离北京，会不会长大。
但是偶然的，她们都长大成人了；必然的，她们都结婚了。像许多婚后的姐妹一样，她们彼此还偶然地生出些小挑剔——必然。
苏玮说：“我觉得你结婚以后跟以前不大一样了。”
苏眉说：“怎么，你感到什么了？”
苏玮说：“一时也说不具体，反正和从前有点儿区别。”
苏眉对苏玮这小挑剔并不去用心。不大一样了，是不大一样了。也许苏玮是指苏眉本人，也许是指她们之间。究竟是苏眉本人的什么，她们之间的哪方面，这又何必深究？反正是结婚了，反正不是姐儿俩相依为命的时候了。要是再去来个相依为命，肯定谁也受不了谁。
苏眉不是也一样地说苏玮吗。
苏眉说：“小玮，我觉得你结婚以后跟从前不大一样了。”
苏玮说：“怎么，你感到什么了？”
苏眉说：“一时也说不具体，反正和从前有点儿区别。”
苏眉不是有意用苏玮的话去还击苏玮，因为这是她们的同感，无须探讨，也不是唇枪舌剑，只是同感。
但苏眉对苏玮的“不大一样”毕竟有几分具体，比如她曾毫不掩饰地问苏玮：“中国这么大，中国人这么多，你为什么单找尼尔做丈夫？”她送苏玮去机场那天坐在“雪铁龙”里也想过这件事，她看着尼尔的后脑勺：这个小美国佬。也许她在童年听的看的关于美国人——不，美国鬼子的事太多了，朝鲜、越南什么的。她小时候在响勺胡同看过一本叫《南方来信》的书，当时美国正和越南打仗，在那本书里单是美国兵对越南妇女的蹂躏就令人发指。有时在一个瞬间她总把尼尔错看成书中画的那种美国兵，穿着大皮鞋，嘴里嚼着口香糖，喊着“哈罗”“ok”。
苏眉现在对苏玮结婚的非议远远不再是这些，那些年代的国际事端在她们这代人的头脑里毕竟是淡漠的。尼尔还是尼尔，尼尔还是个连苏眉也觉得他单纯可爱的“小美国佬”。她有时恨他是美国人恨苏玮跟美国人走，也许是因为美国太远，远在地球另一面。这使得苏眉常常计算北京和纽约的时差，计算着当她做午饭时苏玮正在睡觉；而当她午夜躺下时苏玮却正吃午饭。这仿佛是苏玮成心跟她在时间上作对，于是一切还是因了苏玮的离去还是因了那个小美国佬，他们一块儿成心和她作对。
这一切还不是她们共同觉出的那个“不大一样”，有了不大一样才会不大一样，不大一样倒成了她们共有的先入为主。
比如苏玮常常为了苏眉事业上那过分的兢兢业业、艺术观点上那份难能的不偏不倚给她下不来台。
苏玮说：“我对艺术一窍不通，这辈子也甭想让我再跟艺术结下什么缘。可是我用一个普通观众的眼光看你，我总觉得你的作品……”
苏眉说：“你说吧，我不在乎。”
苏玮说：“你的作品少点看头，也可以说成没看头儿。”
苏眉说：“你不愧是我妹妹，你不愧是苏玮。”
苏玮说：“你是不是嫌我太直截了当，伤害了你的……积极性，创作的积极性。”
苏眉说：“我正需要点儿伤害，你没见我听的净是不伤害。”
苏玮说：“你是说评论界？”
苏眉说：“评论界、观众……领导，都有。”
苏玮说：“观众可不包括我吧？”
苏眉说：“不包括你。”
苏玮说：“这还差不多。”
苏眉说：“说真的，你最喜欢什么样的艺术？”
苏玮说：“要么就让人一目了然，要么干脆就让人什么也看不懂。”
苏眉说：“哪个画家不这么想？”
苏玮说：“那你为什么不这么做？”
苏眉说：“……”
苏玮说：“还有你那题材，怎么老是伯乐相马？如今全中国只剩下伯乐和马了，好像能认出马的好坏只有个伯乐。‘的卢’‘赤兔’还有草原的‘高血马’伯乐认过吗？”
苏眉说：“这么说你还看过《三国》？”
苏玮说：“译过，助理。”
苏眉说：“你还去过草原？”
苏玮说：“倒是去过。为什么你们——我说的是你们，不好好想想：现在没人非让你戴红袖箍不可，干吗大家还非得争着抢着戴？”
苏眉对苏玮的侃侃而谈不是无言以对，她是不愿和苏玮把这种有关艺术的谈话继续下去。这原本是个不费劲就能回答得很圆满的问题，却又是个谁都说不清的问题。从别林斯基到尼采，从八大山人到毕加索，谁都想说清谁都说得明白得不能再明白，然而还是一笔糊涂账。现在一个刚进入艺术界的提不起来的美其名为专业画家的苏眉又怎么能说得清？你不是个光唱戏不下海的票友，你不是留着长发光着膀子坐在展览馆门口骂大街的业余画家，你是个“搞专业”的，你要搞就得先站住。要站得住，你不考虑四面八方谁替你考虑？艺术上的海阔天空并不难。她一个同班好友说：“苏眉，我他妈什么都画不像，才想起干脆就不让它像。”后来她便往画布上泼颜色粘布条，后来连用过的卫生纸也往上粘。谁知她的周围却出现了一批狂热的崇拜者，苏眉周围当时倒冷冷清清。
苏眉的不冷清是她毕业之后的事，毕业、工作便是向社会的亮相。她要考虑四面八方上下左右，她既不愿让人说这个年轻画家老气横秋循规蹈矩，也不愿让人把她形容成疯疯癫癫的梦呓者。同行们说她：“行，又新又能接受。”说内行点是有现代意识又注重传统，说“专业”点是放得开而又有基本功。苏眉要的就是这“又新又能接受”，她站住了。
站住了，是苏眉的一个公开，又是一个内心的秘密。她没有暴露给苏玮，但她自信这已经用不着暴露。她那站住的本身就已经是对苏玮明白地告诉。
苏玮不去明明白白，苏眉是姐姐。妹妹在姐姐面前，弟弟在哥哥面前，还是讲点分寸为好。尽管苏玮在苏眉跟前侃侃而谈、毫无顾忌，但她毕竟还是做了保留，虽然这保留不是她本来的意愿。
这就是目前存在于她们之间的那点“不大一样”吧。
苏眉每次给苏玮回信都直截了当地告诉她，对专业不要总是换来换去，就算世界上有许多适合你学的专业，但你还是应该认准一门儿别左顾右盼，你已经不小了。
苏眉对苏玮的劝告虽不是侃侃而谈，但也是为了自己那早已站住和苏玮的应该早站住的一点点言不由衷吧。
苏眉在北京画舫斋的个人画展要开幕了，她正式请了苏玮和尼尔。为了这次出省进画舫斋，苏眉很费了些精神。年轻画家都看重这种“个展”，虽然为这个画展她也托同学找关系，坐着出租像当年司猗纹一样（就差洋车了）在北京跑四城，跑比画耗费了她更大的精力，但是她跑成了。那地点虽不是金碧辉煌的美术馆，可也不是陶然亭、紫竹院一般的“野台子”。没有一个画界人士不把画舫斋看做是仅次于美术馆的。
尼尔兴高采烈接受了苏眉的邀请，但苏玮正头疼。这使得苏眉有几分尴尬，使她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对苏玮说：“我求求你去吧，这次没有‘伯乐’。”
苏眉的“求”打动了苏玮。苏玮真在头疼。
苏眉恨苏玮的头疼，她又爱她头疼着还要去看画展。
苏玮恨苏眉——她头疼着她还在逼她，她又爱她的“求”她。没有比这爱再坦荡的爱了，一个画家为什么要去求一个观众呢？
画展上没有“伯乐”（并且以后在苏眉的艺术生涯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伯乐），甚至有几幅苏眉不擅长的题材还引起了苏玮一点兴趣，她当着观众当着作者本人夸了它们。尼尔为这画、这夸所打动，他指着一张跟苏眉开着玩笑：“这张，我要订下它们。姐姐，你打算要多少钱？”
苏眉先纠正了他的语病说：“是它，不是它们。”
“对，是它。”尼尔说。
苏眉说：“你出二百万美元，我再考虑一下好吗？”
尼尔说：“二百万，不太少吗？我准备用五百万。”
苏玮说：“好啦好啦，快看吧，留着你那五百万美元去吃生煎包子吧。”
苏玮对苏眉的当众赞赏和尼尔的“五百万美元”，终于给了苏眉极好的心情。她觉得天下理解她的还是妹妹，就因为她能不折不扣地腻歪她的“伯乐”，就因为她能不折不扣地当众赞赏她那没有伯乐的新作（伯乐倒像是苏玮）。
就因为她能在信上直截了当劝告苏玮在事业上不要左顾右盼，就因为在下封信里苏玮又换了专业。
从画舫斋出来，他们三人还是到一家小铺去吃生煎包子了。
苏眉记得那天包子铺里人很多，她排队等买牌儿，苏玮等座位。尼尔因了刚才的画展还在兴奋不已，他一会儿挤到苏眉跟前要掏钱请客，一会儿又挤到苏玮跟前用英语和她说着什么。后来他又挤过来要求替苏眉排队，苏眉说“留着你那五百万吧”。尼尔懂了，摊了一下胳膊，把钱包装进衣袋。
包子买到了，却没等到座位。三人站在角落里端着盘子吃，人来人往挤得他们东倒西歪，但他们吃得都很高兴。尼尔的高个子大鼻子在人堆里十分显眼，他吃得最香。后来苏眉刚咬开一个包子便张口结舌地显出愕然。苏玮问苏眉包子馅儿里有什么，苏眉不说，想悄悄扔掉，苏玮却要过来，发现包子里的问题。尼尔也弯下脖子凑上来，对包子馅儿进行研究。他劈手从苏眉手中夺过那有问题的包子，挤到柜台前找经理。“经理！经理！”尼尔以按捺不住的激动喊着，嘈杂的人声因这洋鬼子的呼喊顿时静了下来，人们不知道他要找经理干什么。一个秃顶的中年人走近尼尔（大概是经理），毕恭毕敬地问他出了什么事。尼尔把那个咬开的包子举到中年人眼前说：“这个包子有问题。”经理问他有什么问题，并说我们欢迎顾客指出，更欢迎外国朋友提出。尼尔说：“好吧，现在我给你指出，这个包子里有一根****上的头发！”
小铺里的人们愣了一会儿才不约而同地发出经久不息的哄笑，意外而又开怀。秃顶的经理也大笑起来。人们没有料到这洋人还会讲中国人的粗话，可那里分明有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