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 城门楼上的头颅

那时,祖母带我两位姑姑也从东北到了北平。父亲已先托人把我母亲和我兄妹由南京送到北平,对朋友们说是要去照顾婆婆。父亲由哈尔滨回到北平后,决定尽可能地留在华北,用种种方式和东北的地下抗日工作人员联系,以便掌握局势。那时候北平不太安全,没有什么保护,时常有日本奸细搜集数据,因此我们就搬到天津的法租界。哥哥则留在北平陪祖母,我母亲有时还能从天津去探望他们。这期间,母亲开始扮演这一生的新角色:接待来自家乡的革命志士的家人和学生。记得有一天,有位盖伯母和我妈妈在屋子里哭,妈妈叫我带她两个小男孩到院子玩,盖家小兄弟说:“不知为什么我爸爸的头挂在城门楼上?”二○○○年,在沈阳已复校的中山中学“齐世英纪念图书馆”开幕时,有人赠我《勿忘九一八》纪念画册,有一张全页照片:古城楼上,清晰的一排血淋淋的壮汉头颅,怒目龇牙,血淋淋的国恨家仇,全未放下,与我童年记忆印证,永难抹灭。

但是,即使在租界,仍然不很安全,姓“齐”很惹眼,所以父亲就常常改姓。

我记得我们最常姓“王”、“徐”。姓“王”的时候,我在读天津“老西开小学”三年级。因为家里不敢让一个小女孩在大城市里跑路,就雇黄包车接送。我记得我坐黄包车离开学校的时候,有时会有调皮的同学在后面喊:“王八圆!王八圆!”我被喊得很生气,回去就哭。

过了一阵子,父亲又改姓“徐”,因为改姓,我不得不换一所学校。那学校有一些英国传教士,会教一点口语英文,可是三、四年级时学的英文,平时不用,后来就完全忘了。

姓过一阵子“徐”后,我还姓过“张”。因为父亲必须不断地改姓,母亲也不断地做“王太太”、“徐太太”……。我上学前常常问:“妈,我今天姓什么?”一个七八岁的孩子问“我姓什么?”真的很可笑。

在危机四伏、不断搬迁的日子里,母亲不再是个哭泣的女人,她与我父亲两人的感情,在那样动荡的局势下开始建立起稳固的根基,她觉得能与他共患难是幸福的,那种全心全意的接受与奉献,给我成长过程最大的安全感。她八十三岁去世前不久,我们曾谈到新时代女性有选择权的婚姻,我问她现在是否仍会选择嫁给爸爸?她当时未答,过了几天,她说:“我还是会嫁给他。他虽不是“家庭第一”的男人,但他是温和洁净的真君子。”

从天津回到南京后,我家先租屋住在傅后冈街。

那是一间小小的新房子,对面有一大片空地,长满了高大的槐树,初夏时开着一串串淡黄色的香花,是我终生的最爱,和芍药花一样,给我强烈的家的幸福感。

每天早上,我和邻巷的同学段永兰及她的表哥刘兆田,沿着新修的江南铁路铁轨去上“鼓楼小学”,路上有开不尽的蒲公英和杂色小花。

一九三三年刚放暑假的时候,妈妈生了我的大妹妹,爸爸为了纪念故乡辽宁,为她取名“宁媛”。

她是个圆圆胖胖极健康可爱的婴儿,白天笑口常开,但常常到了晚上就哭一阵。妈妈怕她吵爸爸睡觉,只得抱着她满屋子走。

刚来帮忙带孩子的李妈愁于帮不上忙,有一天求一位来南京述职的地下抗日同志杨梦周先生(他那时住在我家,等待去新疆投效盛世才),帮她写了一幅她家乡安徽凤阳的敕令:

“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行人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求我哥哥上学时贴在大路的电线杆上。

我们天天经过都注意,有没有停下念三遍的人,又很怕被爸爸发现会生气。他参加南京中央政府最大的理想就是破除迷信和陋习,全民建设新中国。

我读鼓楼小学的时候南京充满了新气象,我已经九岁了,记得到处都是“新生活运动”的标语;我们小学生还去帮忙贴标语,诸如“不许吐痰”、“振作图强”……等等。

这些话今天已经没有人讲了,可是回想我们刚来台湾时,“不许吐痰”还是一个奋斗的目标,街上还挂过标语,勤俭、不喝酒、不赌博、破除迷信……等等。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以南京为首都的中国充满了希望,到处都在推动新建设。那段时期,近代史上有人称为“黄金十年”。日本有正式记录提到,军方主张早日发动战争,不能再等了,因为假如现在不打中国,待她国势强盛起来,就不能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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