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 张大非,家破人亡的故事

我哥哥随中山中学由北平迁到南京之后,每个星期六中午会带五六个同学回家。吃过晚饭,他们坐江南铁路的火车回板桥,哥哥在家住一晚。

母亲在她自己的幸福中,觉得每个没有家的东北孩子都是她的孩子。在南迁之后、抗战八年之中,所有中山学生都是没家的孩子,差不多每个人都有凄楚的故事。

张大非初到我家的时候,没有人注意他。他静静地坐着,很少说话,也不参加游戏。吃饭时,妈妈总叫他坐在她旁边,不断地给他夹菜。

在这之前,我只知道爸爸要哥哥去找一位姓张的学生——他的父亲在满洲国成立之初是沈阳县警察局长,因接济且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油漆烧死。

哥哥终于在同学中找到了他。他比我哥哥大三岁,除了打篮球,不参加任何课外活动,也很少与人说话。透过那一年毕业和他一起打球的撑竿跳国手符保卢〈是那时女生的偶像〉知道他的身世,哥哥才找到他。

那一年过年除夕,他们留在学校,全校包饺子过年。初二下午,张大非与哥哥回我家。当天外面开始下雪,很冷,屋子里生了火,饭后坐在壁炉边,妈妈问他离开家乡的情况。

他说他父亲被烧死之后,在日本人追杀之前,一家八口四散逃亡;他与一个弟弟、妹妹连夜逃往营口投奔姑姑,进了一所教会办的中学,每天早上学校有早祷会,由“主祷文”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主赐给我们……。”在这里他可以尽情求告一个父亲的保护和爱,于是他信奉了基督教。

第二年满洲国成立,日本推行皇民化教育,他已十五岁,一个人进关,到北平投奔叔叔。失学了一年,叔叔家也不适久住。那时在北平、天津街上流落的东北青年很多,冬天街旁常有冻饿路倒。

有一天,他在极端困顿中在报国寺旁游荡,看到院子里搭了几个帐篷,庙门上贴着“国立中山中学”招收东北流亡学生的布告。他考取了初三,入学后全体学生食宿一切公费,从此有了安身之所。

学校功课水平很高,原以为自己有了前途,谁知过了两年,华北在日本由满洲国进逼之下已风雨飘摇,渐渐岌岌可危,中山中学被迫南迁。离开北平时,只能辗转告诉在家乡却已无家可言的母亲,将随学校南迁,到了南京板桥却始终得不到母亲的消息……。

我永远记得那个寒冷的晚上,我看到他用一个十八岁男子的一切自尊忍住号啕,在我家温暖的火炉前,叙述家破人亡的故事——和几年前有个小男孩告诉我他爸爸的头挂在城门上一样悲惨。

窗外,妈妈种的几棵小树在风雪中摇晃,弯得近于折断。自此,我深深地记住他的名字——逃到营口后,他把原来父母取的吉祥名字“张乃昌”改为“张大非”。

从此,每个星期六午后,我会在哥哥那群喧闹的同学中,期待他那忧郁温和的笑容。他最喜欢带我那三岁的大妹妹到院子里玩,有时帮妈妈抱襁褓中的二妹,偶尔会到我常坐的椅子旁看我新买的书。有一次,他带来他自己的那本小小的、镶了金边的圣经给妈妈和我看,说这是离家后唯一的依靠。当时我虽不懂,但多年后我明白,为什么在他淡淡的落寞中有一种和平、宁静,我似乎又找到了一本深奥待解的书,很有吸引力,可是他又随身带走了。

那一年初春,中山中学大门外面盖了一些小平房,很小的木架泥墙小房子。妈妈每星期去住四五天,因为她又怀孕了,很喜欢再过一过乡村生活,每天可以种些菜。此外,另几家东北出来的老师家眷,更能慰解她的真正乡愁。

我每周末也会去板桥,可以满山遍野跑一跑,好似回到六岁前的童年。张大非常常来,他最喜欢抱我那两个妹妹,看我妈妈做家事,仍然很少说话。

有一天吃过中饭,哥哥和七、八个同学说要去爬不远处的一座小山,牛首山。我看着那山羡慕许久了,就追着赶上跟了去。

下午四点钟开始下山的时候,突然起了风,我比他们下山时走得慢,渐渐一个人落后了。哥哥和那些大男生已跑下山,我仍在半山抱着一块小岩顶,进退两难。山风吹着尖锐的哨音,我在寒风与恐惧中开始哭泣。这时,我看到张大非在山的隘口回头看我。

天已渐渐暗了,他竟然走回头,往山上攀登,把我牵下山。到了隘口,他用学生的棉大衣裹住我三十多公斤的身躯,说:“别哭,别哭,到了大路就好了。”他眼中的同情与关怀,是我这个经常转学的十二岁边缘人很少看到的。

回到家,哥哥对妈妈说:“以后再也不许她跟着我!那么小座山,她上去那么慢,又下不来,动不动就哭,烦死人了。”

初夏,我们搬回南京城里,妈妈待产。

我们的一生和中国的命运不久就全变了,我再也没有回到那小屋子的缘分。

数十年间,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每看那些平易近人的小山,总记得他在山风里由隘口回头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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