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 一九四八,接船的日子

大约自一九四八年底起,我们开始忙于“接船生涯”。

差不多每次中兴轮或太平轮由上海开来,裕昌就用台北电务段的卡车去基隆码头装回一车行李,最多的时候,堆在另一个仓库的行李有一百多件。包括曾经参加我们婚宴的长辈。《时与潮》同仁,胜利后回乡当选立法委员、国大代表者,有一些是来教书的,办报和杂志的文化人,大多数都来台湾了。爸爸嘱咐我们尽力帮忙。省政府也下令各运输单位协助,所以裕昌向铁路局报备用卡车接船,也是责任范围。

我们那距台北火车站只有三百公尺的家就成了一个最方便的联络站,那小小的二一坪左右的“客厅”总是坐满等人、等车的客人。最初妈妈还留人吃饭,后来实在应付不了。就只能准备永不枯竭的热茶。客厅甘蔗板墙上,钉了无数的联络地址,遍及各市的客栈、机关名字……那种情况和十年前我们逃难到汉口的情况十份相像,只是台北没有警报,没有轰炸而已。

由胜利的欢愉到如今这般景况,很少人想到从此将在海岛度过一生。幸运的,带了父母和妻子儿女,有一些是单身先来“看看再说”,自此与家人终生隔绝,那堆在台北电务段仓库的几件行李就是他们全部的故乡了。

我最后一次去基隆接船是一九四九年农历除夕前,去接《时与潮》社的总编辑邓莲溪叔叔(邓熔璇因生产,先带儿女已来台湾)和爸爸最好的革命同志徐箴(徐世达,战后出任辽宁省主席)一家六口。我们一大早坐火车去等到九点,却不见太平轮进港,去航运社问,他们吞吞吐吐地说,昨晚两船相撞,电讯全断,恐怕已经沉没。太平轮船难,前因后果,至今近六十年,仍一再被提出检讨,我两人当时站在基隆码头,惊骇悲痛之情记忆犹如昨日。

这一段“接船生涯”是个很奇特的新婚生活!我们两个原是相当不同的人,天南地北来到海外岛屿柑逢,还没来得及认识彼此,也几乎还没有开始过正常的小家庭生活,就投入我父亲最后的“革命行动”的激流了。他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就组织、动员抗日革命,如今一切努力成为泡影,而有些多年同志仍说在他领导下东渡台湾,续求再起。在我父亲心中,女婿全力接待来台之人,和我母亲在南京每周照顾黄埔的东北学生一样,都已被他纳入革命组织成为支持义勇军,溃败时上阵去抬伤兵的。我那时看着裕昌在基隆、松山机场轮流跑,仓库里行李堆积至房顶,工人们搬进搬出,他指挥、安排一切,从末对我抱怨,与我母亲和两个妹妹也柑处融洽。这个局势绝非结婚时所能预见,奠定了我们婚姻中的“革命感情”,我称它为“稳定基金”的第一笔存款。

这一年我父亲终于来到台北,哥哥随《中央社》到广州,与新婚的嫂嫂王序芬也先后来台,在我陋室落脚一阵子后,父子合力以十多两黄金在建国北路小巷内“顶”了一所日式房子。比我甘蔗板隔成的宿舍略大一些而已。两代同住至爸爸得到立法院配给的板桥自强新村一户水泥平房,将建国北路房子“顶让”出去,所有钱投入迁台后《时与潮》复刊,他仍然乐观地认为奋斗必有前途。

数月后,铁路局在台北调车站后方空地盖了几幢水泥墙和地板的宿舍,配给我们一户。我们喜孜孜她去住了三天左右,才知道每次调动火车头,黑煤烟就灌进屋内,尚未消散,下一辆又来灌满。我咳喘复发,无法住下去,又逃回甘蔗板的家,但也没有权利再要求配发宿舍:

临时住此当然不是长久之计,我的身体竟日渐赢弱。那时有一位大陆来的名医韩奇逢。他在抗战时曾捐飞机报国,在火车站前方应诊。爸爸觉得中医不够科学化,妈妈半强迫带我去看他。他不费劲地把把脉说,“你这女儿,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我母亲连连点头说,“对,对,这孩子先天不足月,小时候长年生病。”他叫我吃他那著名的乌鸡白凤丸,一定强壮。我回去也没有认真吃多久,身体瘦到只有四十公斤出头,却在新年前发现怀孕了,必须找个定居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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