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 台中,冒烟火车的年代

我在台大的助教工作忙碌起来,大陆来的教师多了,文学院长由沈刚伯先生接任(钱歌川先生回了大陆,后来转赴美国),外文系由英千里先生担任系主任。他由北平辅仁大学来,单身在台,初期也不定时上班,我仍须每天早上去开门,黄昏锁门下班。系上的公文、教材仍由我经手,打字、分发,新来的助教侯健和戴潮声在楼下研究室上班。

台大在舟山路与罗斯福路一巷内,新接收了一批小型的日式教员住宅,“资深”助教可以申请。经济系的华严配得了一户,告诉我快去申请。外文系只有我一个资深助教,所以我也可以配到一户。那小小的榻榻米房间有全扇窗子开向种了花木的院子,我很开心地向裕昌说这好消息,原以为他也会高兴,不料他听了沉吟不语。第二天,他很正式地对我说,他不能刚一结婚就作妻子的眷属。我们两个公教人员,只能分配到一处公家宿舍,他若去住台大宿舍,今后便不能申请铁路局的房子。最重要是,他的工作是全年无休,要随时保持铁路畅通,不可能每天搭换两路公共汽车准时上班,唯一自己能调度的是脚踏车(我的嫁妆里有一辆菲利浦脚踏车,在那时很帅,差不多像今天的汽车一样),若遇到工程有急需,从景美到台北站需骑半小时,会耽误公事。台北段近百里铁路,实在责任太大,所以他不赞成搬到台大宿舍。他的意见,我父亲完全同意,他在我由上海回台湾前已多次郑重赠言:“不能让丈夫耽误公事,也不能伤他尊严。”

不久,铁路局台中电务段长出缺,裕昌和我商量,想调到台中段。他认为,那里的段长宿舍很好,有相当大的院子,我们在那里养育儿女比较舒服,台北段公事忙,事务多,局里局外的人事复杂,厌于应付,而台湾面临的政治局势,也令人忧虑。到了台中,我们可以静下来过自己的生活,静心看看自己的书再想前途。台湾若能安定下来求发展,铁路运转的枢纽在中部而不是台北,也许将来电务段的工作并不只是修修行车沿线的电线杆和通讯而已。

他请求调台中时,铁路局的人都说,“这个老罗真奇怪,在台北首席段长做得好好的,却自动要调往小段去!”我向台大辞职时,前一任的系主任王国华教授说,“MisS齐,没有人在台大辞职。”但我一生工作皆随夫转移,如此,我便随他迁往台中,一住十七年。

一九五0年六月五日,我第一次走进台中市复兴路二十五号的前院,玄关门外的那棵树开满了灯笼花,好似悬灯结彩欢迎我们。

大约二十坪的榻榻米房子,分成两大一小间,走廊落地窗外是个宽敞的院子,一端是一棵大榕树,树须已垂近地面。我立刻爱上了这个新家。

这时我已怀孕六个月,九月十九日在张耀东妇产科生了第一个儿子。由于分挽过程太长,挣扎至第二天夜晚已陷入昏迷状态。我母亲惊吓哭泣,在旁呼唤我的名字,和当年舅舅在汉口天主教医院呼喊她的名字一样,从死神手中抢回我的生命。医师用产钳取出近四公斤的胎儿,我约二十多天不能行走。

婴儿近三个月时,我母亲必须赶回台北,嫂嫂在十二月底生她的第二个孩子。

妈妈走后数日,裕昌下班时间仍末回家,屋内黑暗阴冷。我大约气血甚虚,竟不敢留在屋内,抱着孩子拿个小板凳坐在大门口。房子临街,复兴路是条大路,有许多脚踏车和行人过往。

靠铁路调车场,一直到台中糖厂,有大约三十户铁路宿舍,我坐在门口,将近九点钟,电务段的同事廖春钦先生走过,他不知我因害怕而坐在门口,告诉我,“段长今天下午带我们去涨水的筏子溪抢修电路,桥基冲走了一半,段长腰上绑着电线带我们几个人在悬空的枕木上爬过去架线,一个一个、一寸一寸地爬,这些命是拣回来的!”

不久,远远看到他高瘦的身影从黑暗中走到第一盏路灯下,我就喜极而泣,孩子饿了也在哭。他半跑过街,将我们拥至屋内时,他也流泪地说,“我回来就好了,赶快冲奶粉喂孩子吧。”

我的婚姻生活里布满了各式各样的铁路灾难,直到他一九八五年退休,近四十年间,所有的台风、山洪、地震……,他都得在最快时间内冲往现场指挥抢修。午夜电话至今令我惊悸,我得把沉睡中的他摇醒,看着他穿上厚雨衣,冲进风雨里去。然后我就彻夜担心,直到他打电话告知身在何处。

实际上,在他退休之前,凡是天灾或火车事故之后他都不在家。十大建设凡是铁路所到之处都是他的责任,他那衣物漱洗的随身包放在办公室,任何时间,一个电话,他就奔往高雄;再一个电话,奔往花莲。去几天呢?不知道。扩建苏花线的时候,坐工程车沿线看着,车上放个板凳,可以坐在轨道旁监工:隧道塌了再挖,他就多日不回家,逢到假期节日他们奔波操心更无宁日。我们在台北丽水街的邻居,陈德年先生,也是电机工程师,任局长五年内,从末在家过年,除夕晚上他坐慢车沿线到各站慰问回不了家的铁路员工。他的太太病重去世之前,正逢铁路电气化工程一个重要关头,他必须到现场打气,不能整日陪在病榻前。我对普天下的工程人员充满了同情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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