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厕所给人和狗都带来了不便，大家的排泄物只能直接排到大街上。当然，行人在那些狭窄的街道上走路的时候，必须小心别让粪便淋到自己头上。城里到处都臭气熏天，简直让人受不了。尽管附近的农民每隔几天就会进城来把那些粪便拿回去做肥料，可整个城市还是臭不可闻。
事实证明，对本·拉登的儿子来说，阿富汗是一个很危险的国家。我和我的兄弟们曾不止一次面临死亡，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危险都来自误用手榴弹或者其他爆炸物。在阿富汗，武器随处可见，而使用那些武器的人并非人人都是专家。
我们刚从托拉博拉山来坎大哈，父亲就在我们住的院子里开设了武器培训班，让我们不定期回去上课，温习武器知识。对此我们没说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很无聊，也想找点事做做。
一天，有一堂由一位将军讲授的手榴弹课，我和兄弟们决定去上那节课。那位将军讲授的一条原则是关于“手榴弹保险栓去掉之后你应该做什么”。正如大家所料，他边讲话边把手榴弹扔了，并再次让学生们放心，说：“别担心，它不会爆炸的。”
我看到那颗手榴弹在地上不停地旋转，保险栓已经不在上面了，于是我立刻对我的兄弟们说：“快出去！”www.vmatch.net 时空小说网
我们有几个人跑出了教室，不过阿卜杜勒·拉赫曼愣在那里没动，只是用手把头抱住了——当然，这在爆炸中根本起不了什么保护作用。我在那儿使劲儿拉拉赫曼的时候那个将军笑了。他也意识到了危险，立刻就过去把保险栓换了，或者是让那颗手榴弹停了下来，不知道他究竟做了什么。
为了让心有余悸的学生们放心，那位将军讲了一个小故事。故事是关于老师经常用一些小伎俩来吓唬学生，以观察学生的反应，看谁能在这种情况下保持镇定。他说前不久有一堂课上的学生很容易受骗，后来那堂课就比较混乱。那一次因为很多学生都想跑到教室外面去，结果大家都堵在了教室门口，谁都出不去，外面的人也进不来。还有一个比较胖的士兵，他是沙特阿拉伯人，可能以前生活比较好吧，所以才长成了那样。那个士兵想从一个小窗子跳出去，不幸的是，他的身体比窗子开口大，结果他卡在了窗子上，头和肩膀都出去了，胸部以下的部分却还在教室里面。
还好那次课上的事只是一次练习，否则所有堵在门口或者是卡在窗子上的人都会被炸成碎片的。
还有一次课上，老师让我们观察东西的时候出了一件更严重的事情。那老师看起来更像学者而不是士兵，我的兄弟们和我都忍不住想笑。最麻烦的是，尽管他带着双层镜片的厚眼镜，眼球看起来非常大，但他好像还是几乎什么都看不见。我们那位几乎半瞎了的老师一只手拿着点火器，另一只手拿了一个炸弹，告诉我们说士兵必须知道引信燃烧的时间有多长。他手里的点火器距离炸弹太近，都把引信给点着了，可我们的老师仍毫不知情，把那个炸弹又丢回到炸弹箱里。
我正想让我的兄弟们赶紧逃跑，忽然我想起了以前那位老师说的——他说很多时候老师们只是为了测试学生的反应。于是我强迫自己继续端坐在那里，同时密切关注那个炸弹箱的情况。那个箱子着火了，开始冒烟了，我们的老师吓坏了，一把抓起那个箱子把它丢到了地上，然后不停地踩箱子上的火。当时我正要站起来往外跑，就看到外面有几个打过仗的士兵听到教室里有情况便猛冲进来了。他们一看到那位老师和正在燃烧的箱子就很勇敢地把箱子抓起来往外面丢。最后虽然有两个人烧伤了手，不过都没有生命危险。
另外还有一回，一个老师正向我们展示一种小型炸弹，一不小心把那颗炸弹点着了。当那个老师看到那个炸弹的引信比一般炸弹的短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大叫着让我们快逃。我们于是飞也般地逃到外面，那个老师也紧跟在我们后面跑了出来。我们刚跑到安全地带那颗炸弹就爆炸了。
除此之外，有一次由于老师的能力问题，我们也陷入了极危险的境地。那是我们在院子里的清真寺上宗教课的时候发生的，那次课人很多，基地组织里那些人的儿子也来上课了。
我们有个老师名叫阿布·沙科尔，是埃及人，很爱笑，大约有三十多岁，看起来很瘦却满身肌肉，很壮实，胡子比较短。他的外表不太好描述，因为没什么特别的地方，鼻子不是很大，眼睛也不是很小。阿布老师很喜欢和学生在一起，而且他对人也很友善，他是那里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我们院子里的那个清真寺很旧，最初是用土砖建的。就像一般的阿富汗建筑一样，它的屋顶也是用木头、草和土砖砌成的。因为砖里面有草，所以每次一下雨屋顶就会漏水，然后他们就会叫一个人来修理。那个修理的人从不好好整修一下我们的学校，他只是往屋顶上倒些沙子。由于泥土的重量，这样做最终只能给我们带来灾难。当然，父亲并不知道他是这样修补房子的，父亲可是一个建房和修补房屋的专家。
我们的日常作息时间规定，年龄较小的男孩上午十一点放学，其他人要多学一个小时，十二点放学。有一天，我的兄弟们和我正坐在那个清真寺的后面。哈姆扎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小男孩，他走的时候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了。
我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把门关上后，整个清真寺的屋顶突然就塌了，又大又厚的砖头砸到我们头上，还有沙子、稻草、木头也一起落了下来。
我们被好多东西给压住了，人倒还没晕过去，但全被砸懵了。我听到阿布·沙科尔在那里大声尖叫，不停地叫着我们的名字。那位可怜的老师害怕极了，以为奥萨玛·本·拉登的儿子们就这样在自己眼皮底下死去了。
我和我的兄弟们都还活着。我们都很强壮。我们开始一起用力扒开压在身上的东西。在周围的喧闹声中，我们听到我们的小弟弟哈姆扎在那里大哭，于是我们才意识到刚才发生了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哈姆扎担心大家会怪他，因为他是最后一个离开那座房子的。
过了几分钟，我们听到了父亲发布命令的声音，接着又传来了其他很多人的声音。父亲和他的下属正急着赤手把压在我们身上的瓦砾移开，我们也在下面用力推。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很快我就又看到了阳光。后来不久有人告诉我们说那些小孩子看到当时的情景都吓坏了：我们都闭着眼，周围全是灰，我们的脸都被沙子染成了黄色，头上到处是木屑。我一个兄弟说他看到我们满手是血，就像僵尸一样，让他想起了父亲手下的一个士兵过去给我们讲的鬼魂和妖怪。
阿尔扎瓦西里大夫来给我们做了一个很仔细的检查，他宣布说我们都没受什么重伤。
那是阿尔扎瓦西里大夫第一次把手放在我头上，父亲把我介绍给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安。我们在苏丹的时候，他杀死了了我的朋友，穆罕默德·沙拉夫的儿子，从那以后我就尽量避免和他见面。我从一开始就知道阿尔扎瓦西里对父亲造成了一些消极的影响，让父亲更加崇尚暴力——如果没有他，父亲也许还不会在这条路上走这么远。阿尔扎瓦西里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渐渐地和我熟悉了起来。我觉察出他不太喜欢我，可能那是因为我是父亲所有儿子中唯一一个有时候敢想什么就说什么的。
比如，我记得有一次，阿尔扎瓦西里、阿布·哈弗斯和父亲坐在一起喝茶。虽说他们三人都是领导，但父亲是最高领导，他们也都知道这一点。即使是阿尔扎瓦西里大夫，他也得先征得父亲的许可才能说话。我从没听到过他在没得到父亲允许的情况下说出一个字来。他会说：“奥萨玛首领，我可以讲话吗？”或者是“奥萨玛首领，请问我可以对大家说点什么吗？”其他人也一样，不管他们在组织中的地位有多高，没有谁敢在没有得到父亲许可的情况下说出一个字来。
不过，那天父亲允许他们自由谈话。他们谈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是关于他们把这个世界从美国人手中拯救出来的目标。父亲说：“伊斯兰世界承受了所有的压力与不公。你会把所有重量都放在跷跷板的一头吗？你不会。因为那样跷跷板就跷不起来了，就不能正常工作了。生命中所有东西都要均匀分布。人们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了穆斯林身上，我们承受了世界上所有的不公。这是错误的。”
我本该是一个安静的侍从，不过那天我实在是听够了。在还没有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的时候，我没管住自己蠢笨的舌头，说出了心中所想：“父亲，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来？你为什么让我们过这样的生活？为什么我们不能活在现实世界里，过正常人的生活，拥有正常的东西，和正常人住在一起？为什么我们不能和平生活呢”以前我从没这样大胆地说过话。我是如此迫切地其待你亲的反应，以至于生平第一次那样毫无畏惧地直视着父亲。
这让父亲非常吃惊。他坐在那里，既不看我也不跟我说话。我想起我说话的口气和当时的态度，很吃惊父亲居然没有当着他们的面抽我。
最后阿布·哈弗斯让父亲解脱了，他说：“奥玛，我们想来阿富汗，想来这里。我们自己想逃离现实世界。我们不想再待在那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你父亲会在这里。而你作为他的儿子，也就自然属于你的父亲。”
我很想再反驳，不过我没有那样做。我清楚地记得阿尔扎瓦西里大夫看我时充满仇恨的眼神，可能他希望能往我脑袋上打一枪，就像对待我那无辜的朋友那样。
那时候我刚好十几岁，不像过去那样讲礼貌。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像他一样和其他人保持距离，让别人都不了解他。父亲说：“我的儿子们必须像我的右手手指一样，我的思想必须可以控制他们的行动，就像我的大脑控制我四肢的动作一样。我的儿子们，你们的四肢必须反映我的思想，就好像我的大脑也是你们的大脑一样。”
换句话说，我们得像机器人一样听话，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