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光顾的那几家餐馆里都分两个区域。一个区域是针对那些经济条件相当好的人的，有各色各样的菜供人随便选取按价支付，每顿饭大概要花上一两个先令。另一区只有三道菜和一块面包，每顿饭6便士。在我严格节约的那些日子里，通常是在第二个分区吃饭。
伴随着主要实验同时进行的，还有一些小的实验，比如有时会不吃淀粉类的食物，有时仅靠面包和水果生活，有时就只吃奶酪、牛奶和鸡蛋。最后这一项实验值得记述，它延续不到半个月就终止了。那些饮食改革者主张不吃淀粉类食物，但对鸡蛋有很高的评价，他们说鸡蛋不是荤菜，吃鸡蛋不算是杀生。我听信了这种说法，就不顾誓言而吃起鸡蛋来。不过这种荒唐终究没有持续多久，我是无权给誓言加上新的解释的。当初母亲为我监誓时所作的说明里，所指的荤菜是包括鸡蛋的。而当我一认识到这誓言的真谛时，便不再吃鸡蛋，放弃了这一项饮食实验。
还有一个很好的论点是值得在此一提的。在英国我见过三种荤菜的定义。
第一种定义，荤菜仅指禽兽的肉，凡是持这种定义的素食者除了不吃禽兽的肉之外，还吃鱼，鸡蛋就更不用说了。第二种定义是说，荤菜是指一切动物的肉。如此说来，鱼当然不能吃，不过鸡蛋还是可以吃的。第三种定义上的荤菜包括一切动物的肉及其副产品，当然包括鸡蛋和牛奶。
如果我接受第一种定义，不只可以吃鸡蛋，还能吃鱼。然而，我确定我应当遵循的就是母亲的定义。如果我要信守誓言，就不该吃鸡蛋。我是这样做的。这是个麻烦事，仔细追究起来你就会发现，即便是在素食馆里，也有好多菜里有鸡蛋。这样一来，除非我确实很清楚什么菜是什么原料做成的，否则我就得大费周折来弄清楚哪道菜里含有鸡蛋，要知道，许多布丁和糕点都是离不开鸡蛋的。尽管辨别这些很麻烦，但它却简化了我的生活。这种简化也带给我烦恼，因为我不得不舍弃一些美食。不过这些困难正在消失，而严格信守誓言则会在我们心中激发出一种更为健康、美妙和永恒的体验。
与另一个誓言有关的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但是谁能伤害被神灵庇护的人呢？
对各种誓词的解释，我有自己的体会。对于誓词的解释一直引发这世界争论不休的丰富的话题。不管这誓词是多么简明，总是有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对其加以歪曲。社会上各个阶层里都有这样的人，从有钱人到穷人，从王公贵族到乡下农夫。自私自利的动机使他们失去判断力，以模棱两可的中庸之道来欺骗自己，欺骗世人，欺骗神灵。实际上，诚心接受监誓者对于誓词的解释是一条应该遵守的金科玉律。另一个原则，如果可能存在两种解释，那就接受弱者那一方的解释。拒绝采用这两个原则，就会引起源于不诚实的争端和罪恶。追求真理的人，都应该遵循这个金科玉律，不需要再去寻求深奥的解释。按照这个金科玉律，母亲关于荤菜的定义对我而言便是唯一的真理，而不是我的广博阅历或引以自豪的丰富学识。
省钱和养生是我在英国做饮食实验的主要目的。对这个问题的宗教方面的考虑是在我去南非以后才开始的，以后还要谈到这个话题。但不管怎样，这颗种子是在英国时就种下的。
一个皈依者对于他改信的新教的热情，往往比一个生来就信奉那种宗教的人的热情大得多。当时在英国，素食主义便是一种新的信仰，对我而言亦是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刚从印度到英国时，我虽然食素，但认同吃肉，后来却是自觉地成为一个素食者。作为素食主义的新信徒，我满怀着对素食主义的热忱，决定在我居住的地区贝斯瓦特成立一个素食俱乐部，还邀请了也住在此地的艾德温·安诺德爵士担任俱乐部副主席，请《素食者》主编奥德菲尔德博士担任主席，而我自己则担任秘书。这个俱乐部开展了一些活动，但是几个月便结束了。原因是按照我定期迁居的习惯，我搬到其他地区了。可是这段为期不长而谨慎运作的经历，些许锻炼了我组织和经管社会团体方面的能力。
十八羞涩保护了我
当选为素食者协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后，我就决定每一次会议都参加，可一到开会时，总感觉舌头打结，说不出话。一次奥德菲尔德博士曾对我说：“你平日里同我讲话很自然啊，可为什么在会议上从不开口呢？你是一只雄蜂吧？”我挺欣赏这个揶揄，蜜蜂总是很忙碌，而雄蜂呢，却是彻头彻尾的懒汉。当大家在会议上发表意见时，我总坐在那里默不出声，这并不是一件怪事。倒不是我从来不想发言，我只是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在我眼里，其他所有的委员都比我有想法。有时正当我鼓足勇气想要说，大家又开始讨论另一个问题了。这种情形持续了很长时间。
协会内部在这期间争论起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我感到如果这时还是保持沉默是不对的，是懦弱的表现。争论是这样引起的：协会的主席希尔斯先生，他原是泰晤士钢铁厂的老板，也是一个清教徒，依靠他的资助协会才得以生存。委员会里受他庇护的委员有很多。以素食者闻名的艾利生医生也是委员之一，还是新节育运动的倡导者，亲自在工人阶级中宣传节育的方法。希尔斯先生认为，这些方法简直是要在道德的本源上开刀，素食者协会的宗旨不仅是提倡素食，还应该进行道德改革，像艾利生医生这样一个持反清教徒观点的人，应该开除他的会籍。这问题引起了我高度的关注。我也以为艾利生医生关于人工节育的方法是危险的。也相信作为清教徒的希尔斯先生，有权加以反对。而且我也很敬重希尔斯先生的为人和他的慷慨大方。
尽管如此，我认为仅仅是因为有人不把清教徒的道德观念作为协会的一项宗旨就把他从素食者协会中革除的做法是很不合适的。希尔斯先生想开除协会里的反清教徒只是他个人的观点，和协会提倡素食的宗旨是不相干的。所以我的看法是，不论他的道德观念是怎样的，只要是素食者，都有资格成为协会的会员。
委员会中有一些委员与我持同样的观点，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亲自说出我本人的意见。问题是我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我没有勇气说出口，于是决定把想法写出来，带着这份写好的材料去参加会议。还记得当时我甚至连读都读不出来，协会主席不得不找人代读。艾利生医生那天失败了。在这类问题的斗争中，我发现自己第一个回合就是站在失败者这一边。然而我认为我所做的是正确的，并以此**。依稀记得这件事过后，我就向委员会递辞呈了。
在英国期间，我一直持有这种羞涩。去作应酬性的拜访时，如果在座的有六个或更多人，我就说不出话来了。
一次，我和马兹慕达先生一起到文特诺去，住在那儿的一个素食者家里。恰好《饮食伦理学》的作者霍华德先生也待在这个避暑胜地。我们见到了他，他还邀请我们到一个宣扬素食的会上作讲演。当时，我也明白在会上照稿念的做法并非不恰当的。有很多人为了讲话前后连贯简洁而这样做。我不可能做到即席讲话，因此事先写好了我的讲稿。可是，当我在会上站起来宣读时，却读不出来，我眼前一片模糊，还瑟瑟发抖，尽管讲稿总共不过一页，最后还是由马兹慕达先生代我宣读的。不用说，他的发言是很精彩的，博得一片掌声。我感到很难为情，为自己的无能而暗暗伤心。
在我离英返国的前夕，我为可以在公众面前讲话作了最后一次努力。然而那一次我还是出了洋相。我邀请同为素食者的朋友们去前文中提过的贺尔朋饭店吃饭。我的想法是，“素餐在素食馆里吃是理所应当，可怎么不能到一家非素食餐厅吃呢？”我找到贺尔朋饭店的经理商量，请他准备一桌严格的素食席。应邀赴宴的素食者听说我这个新实验后都很高兴。一切宴会旨在一种享受，但西方已将其发展成为一门艺术。这种宴会上还会有喝彩、音乐和讲演。而我所举办的小小的宴会也少不了这些，所以也有讲演的部分。轮到我讲话了，我站起来打算说几句。本来我已经想好了腹稿，只要几句话就能说完。可是讲完第一句话后就接不下去了。以前我读过关于艾迪逊的故事，他在英国下议院开始作第一次讲演时，重复了三次“我想”，后来再也接不下去了，这时有人站起来开玩笑说：“这位先生想了三次，可是什么也没想出来。”[英文为Iconceive，conceive还有一个含义是怀孕，此处有双关之意，玩笑的意思是“这位先生怀了三次孩子，却什么也没生出来”。
]我原想引用这段趣闻发表一番幽默的讲演，可是刚开始说就卡壳了。本打算讲得幽默风趣，却什么也想不起来。于是突然冒出一句话来就坐下了：“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好意接受了我的邀请。”
直到去南非后我才对这种羞涩有所克服，实际上，我从未完全克服过它。现在我依然无法即席讲话。一面对陌生的听众时便会犹豫，只要可能，能不讲话就不讲话。如今我还是不能而且也不愿和朋友们聚在一起闲聊。
应当说，这种天生的羞涩除了时常闹笑话外，倒是没有任何坏处的。对我而言，相反，这种羞涩对我确实有极大的好处。
讲话磕磕巴巴，一度使我头疼，现在却是我的乐趣，这一点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言简意赅。自然而然地，我便养成了约束自己的想法的习惯。现在我倒敢保证，我口中还是笔下绝不轻易出现一句思虑不周的话。我的讲演和写作中没有使我感觉遗憾的地方。因此也使我避免了许多差错，很少浪费时间。经验告诉我沉默是追求真理的人所经历的精神训练的一部分。有意或无意地夸大、抹杀或篡改事实的倾向原是人天生的弱点，要克服它，沉默是必要的。一个很少讲话的人说出来的话通常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会审慎地衡量每一句话。在日常生活里，确有许多急于讲话的人。每当开会时，没有哪个会议主席不会为与会者递条子要求发言的事犯愁的。一旦准许一个人讲话时，他就滔滔不绝，总是超过时限，要求更多的时间，喋喋不休地讲下去。所有这种谈吐对这个世界实在没什么帮助，不过是浪费时间罢了。我的羞涩确实保护了我，容许我成长，助我识别真理。
十九不诚实之害
四十年前，留学英国的印度学生还不算多。他们普遍有一种习惯，就是装成单身汉，尽管有的人已经结婚了。而英国的中学生和大学生都是未婚的，他们认为读书和婚姻生活是相互冲突的。在印度过去比较好的时代，也曾有这样的习俗，那时候的学生叫做“波罗摩恰立”（Brahmachari）[即完全自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