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拜访了阿·伍·贝克先生律师。阿布杜拉赛曾大致向我介绍了一下他的为人，所以对他的热诚接待我并不感到惊奇。他很热情，颇为关怀地询问了关于我的一些情况。我把有关自己的一切一一向他说明了。接着他说：“我们已经请到了最好的顾问，目前这里不能委托你做律师的工作。这个案子拖很久了，也很复杂，所以想拜托你了解一些必要的情况。与我相比，你和当事人的来往会更方便一些，今后我所需要知道的一切情况都要从你那里获得。这么做是最妥当的。我还没给你安排好住处，是想最好等见到你再作打算。这里种族歧视很可怕，所以替你找住处是不容易的。不过我认识一个穷苦的女人，是一个面包师的妻子。我想她应该会收留你，她也可以因此而增加一点收入。走吧，我们带你去她那儿看看。”
他把我带到她家里，私下和她商量了一下，她果然同意了，食宿在内，每周35先令。
贝克先生除了做律师之外，同时还是一个坚定的平民传教士。他现在仍健在，而且早已不当律师了，专门从事教会工作。他是个有钱人，直到现在都还和我通信，谈论的都是同一个话题。他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证基督教是最好的，并认为如果不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唯一之子和人类的救主的话，便不能得到永久的安宁。
我们初次见面时，贝克先生便开始探听我的宗教观。我对他说：“我天生就是印度教徒，但至今我对印度教的了解也很有限，对其他的宗教更是知之甚少。说实话，在宗教问题上，我并没有什么把握，不知道自己在相信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应该相信什么。我想认真地研究一下自己的宗教，如果可能，也想尽可能地涉猎其他宗教。”
贝克先生听了我说的这一番话很高兴，他说：“我是南非宗教总会的董事之一。我自己出资盖了一座教堂，定期到那里布道。我本人没有种族歧视。我和我的几个同事每天下午1点钟都聚在一起。用几分钟的时间祈求和平与光明。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祷告。我可以把你介绍给我的同事，他们一定乐意见到你，而且我敢肯定，你也会喜欢和他们相处。此外，我还可以给你推荐几本宗教书籍读一读，自然咯，《圣经》是最重要的，是我特别向你推荐的。”
我谢过贝克先生，答应尽量按时去参加他们下午1点钟的祈祷会。
“那么我希望你明天1点钟来这里，我们一起去祷告。”贝克先生补充了一句，我们就道别了。
事实上，我当时根本没有时间好好地考虑这个问题。
我回到约翰斯顿先生那儿，付了房钱，便搬到新住处去，在那儿吃午餐。女房东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妇人。她为我煮了一顿素食。没过多久，我便和这家人熟了起来。
随后我便去见达达·阿布杜拉介绍给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从他那儿我了解到旅居在南非的印度人所遭受的更多的苦难。他执意要请我住到他家里，我谢过他的好意，告诉他我已做好安排了。他一再告诉我凡有所需，只管告诉他。
这时天色已晚。我回到住处，吃过晚饭后便回房里躺下，陷入沉思。当时手头上并没有立刻要做的工作，我把这个情况向阿布杜拉赛反映了。我心想贝克先生为什么对我有这样的兴趣呢？我能从他的教友们那儿得到什么呢？我能对基督教研究到什么程度？怎样才能弄到印度教的典籍？我对自己的宗教还没有研究透彻，怎么能够正确地理解基督教？最后我只能得到一个结论：我应当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来面对我碰到的一切事物，听从神灵的指引来对待贝克先生的团体；在我还没有深入透彻地了解自己的宗教之前，我不会信奉另一种宗教。
这样想着想着，我便睡着了。
三十六与基督教徒的往来
第二天下午1点钟时，我去参加贝克先生的祈祷会。在那儿认识了赫丽斯小姐，嘉碧小姐，柯慈先生还有其他几个人。在场的每个人都跪下来祈祷，我也是。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心愿向上帝请求各种各样的事情。通常都是祈求那一天平安度过，或是请求上帝开启他的心灵。
现在这些祈祷者们为我的福祉也加上了一段祷告：“主呀，请你为这位新加入我们的兄弟指引明路。主呀，请把你所赏给我们的平安也赏赐给他。愿使我们得救的主耶稣也救他。我们所祈求的这一切都是奉耶稣的名。”在这种祈祷会上，并不唱赞美诗或其他音乐。每天为某件特别的事祈祷完后，大家便散去，各自去吃午餐，因为那时正是吃午餐的时刻。祈祷所花的时间不超过五分钟。
赫丽斯小姐和嘉碧小姐都是上了岁数的未婚女士。柯慈先生呢，则是教友会的会友。两位女士住在一起，她们给我一个长期有效的邀请：每周日下午4点钟去她们家里喝茶。
每个周日我们都见面，我那时总是把自己一周来所写的宗教日记拿给柯慈先生过目，并和他就我所读的书以及这些书给我留下的印象进行讨论。而两位女士则常常叙述她们一些美好的经验和她们感受到的平安吉祥。
柯慈先生是一个坦诚坚毅的青年。我们常一起出去散步，有时他也带我去见其他基督教友。
等我们彼此关系更为密切以后，柯慈开始有选择地把书介绍给我读，到最后我的书架几乎堆满了他的书。他想用基督教的书使我充实，事实确也如此。出于一种纯真的信念，我答应他我会读完这些书，在读期间，我们还会加以讨论。
1893年我读了不少这一类的书。现在已记不住所有的书名了，其中大概包括贝克博士的《城市教堂评注》，皮尔逊的《确凿的证明》和巴特勒的《对比论》。有些书不知所谓，而有的我很喜欢，也有的我不喜欢。《确凿的证明》主要是根据作者自己的理解，来阐明许多支持《圣经》的依据，这本书对我没有多大的影响。贝克的《城市教堂评注》大多是道德上的激励，但是对一个对当时普遍的基督教毫无信仰的人来说，并无用处。巴特勒的《对比论》是一部精湛深奥、打动人心的著作，要反复读四五遍才能正确领悟其中的见解。我觉得作者的目的，是要把无神论者都转变为有神论者。对我而言，书中关于上帝存在的许多论点我都是赞同的，因为我早就度过了不相信有上帝的阶段。至于它关于耶稣是上帝的惟一之子，乃至耶稣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的观点，我依然无法认同。
但柯慈先生并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他对我关心十足。他看我脖子上戴着罗勒念珠串成的毗湿奴教项链，认为这是一种迷信，为此而难过。“这种迷信是不对的。来，让我帮你摘下这条项链。”
“不，千万不可。这是我的母亲送给我的圣礼。”
“可是你相信这个吗？”
“我并不了解它所代表的神秘意义。如果不戴它，可能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我绝不能摘下这条项链，因为这是母亲戴在我的脖子上的爱和一种信念，母亲以为它将庇护我。当它因为年久而自行耗损，终至断掉时，我也不会再去弄一条新的戴上。可是不能人为弄断它。”
柯慈先生并不尊重我的宗教，因此也不赞成我的理论，他期盼着终有一天能把我从愚昧无知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他努力想使我相信，即便别的宗教有一点真理，如果我不全心全意地接受代表真理的基督教，是永远无法得救的，除非经由耶稣，否则我身上的罪恶是无法洗涤干净的，做多少好事也终归无用。他一边建议我读很多书，一边还带我认识了几个他认定的十分坚定的基督教友，其中有一个朋友是属于基督教的一个分支普鲁茅斯教友会的。
柯慈先生帮我建立的这许多关系都很好。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些教徒都是虔诚敬畏上帝的。然而当我和普鲁茅斯教友会接触时，其中一个教友却向我提出了一种令我始料未及的理论。
“你无法理解我们的宗教有多么伟大。照你说的，你生命里的每一个时刻几乎都用在忏悔自己的过失和改过自新的补救工作上。这种周而复始的行为怎会使你得救呢？你是永无宁日的。你也承认世人都是罪人。但请你看看我们的信仰是多么完美。我们无须改过自新，却必会得救。我们怎么背得起如此沉重的罪恶的包袱呢？只有把负罪的重担放在耶稣的身上。他是唯一纯洁无罪的上帝的儿子。凡信他者，必得永生。这就是上帝的无限慈悲。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将会替我们赎罪，我们就不会受到罪过的羁绊，我们必然是免不了要犯罪的。没有人在世活着而从无罪过。耶稣就是为此而受苦，并为全人类承受和救赎所有的罪过。
只有那些接受他伟大的救赎的人，才能够得到永久的平安。试想你的一生是多么惶惶不安，而我们则得到了永远平安的许诺。”
他的这番话完全不能使我信服。我谦逊地说：“如果这便是所有的基督教徒所认定的基督教，恕我不能接受。我并不寻求对罪行的补救，我希望的是从罪恶本身，或不如说是从罪恶的念头本身得到拯救。在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之前，我宁可不要安宁的生活。”
那位普鲁茅斯教友接着反驳道：“我敢保证，你的努力无济于事。请再仔细考虑考虑我所说的话吧。”
这位教友真是言出必行。他不惜故意犯罪，借此向我表明他不会因此而感到不安。但在我遇到这些朋友之前，就已经知道并非所有的基督教徒都相信这种救赎论。柯慈先生自己就是一个敬畏上帝、心地纯洁的人，他也相信人可以自我净化。那两位女士也赞成这种看法。我所读过的书中有几本也是同样充满着这样虔敬的态度和观点的。所以，柯慈先生对于我前面那一次经历深感忧虑，但我反复向他说明：一个普鲁茅斯教友的歪曲之谈不至于使我对基督教产生偏见。
我的疑惑是在别的地方，也就是关于对《圣经》的看法及其已被人承认的解释。
三十七设法与印度人联系
在更详细地讲述与基督教徒更密切的往来之前，我必须谈谈这个阶段的其他经历。
在比勒托里亚，铁布·哈齐汗·穆罕默德赛的地位和达达·阿布杜拉在纳塔耳的地位是差不多的。但凡公众活动没有他参与就不行，我到比勒托里亚的第一个周就认识他了，我告诉他我想联系上那里每一个印度人，了解一下那里印度人的情况，请他帮忙协助，哈齐汗欣然同意。
我的第一个行动是举行一次会议，召集比勒托里亚所有的印度人来参加，告诉他们德兰士瓦印度人的生活处境。会议是在哈齐·穆罕默德·哈齐·朱萨布赛的家里举行的，我是靠着一封介绍信结识他的。来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基本上都是弥曼商人，只有少数的几个印度教徒，比勒托里亚的印度教居民也不太多。
这一次会上的发言，可以算是我生平第一次的公众演讲。讲演的主题是论商业活动的诚信，演讲之前，我已做好充分的准备。
常听商人们说，做生意是不能讲诚信的。当时我就不认可这种观点，现在也是。到如今还有些经商的朋友说诚信和商业是无法并存的。他们认为，商业是实际的事情，而诚信则是宗教的事情，现实是一回事，而宗教又是另一回事，做生意没有纯粹的诚实可言，只有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才行得通。在演讲中我强烈反对这种说法，力图唤起商人的双重责任感：在国外经商诚信更是格外重要，少数几个印度人的行为象征着他们亿万同胞的品行。
我发现同胞们的生活习惯和他们身边的英国人比起来，很不卫生，我便提醒他们加以注意，还强调不必刻意区分诸如印度教徒、穆斯林、波希人、基督教徒、古遮拉特人、马德拉斯人、旁遮普人、信德人、卡赤人、苏尔特人等等的差别。在演讲快结束时，我建议成立一个协会，以便将印度侨民的苦处向有关当局反映。我承诺尽可能抽出时间为协会服务。看得出来，这次会议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发言结束后，大家便进行了讨论。有人表示支持我的说法，我很受鼓舞。听众中懂英文的很少，而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国家里，懂点英文知识是大有帮助的，我建议大家利用闲暇时间学习英文。我给他们举例，即便是上了年纪的人，也能学会一种语言。我计划开办一个英文班，此外，我愿意为那些想学英文的人进行个别辅导。
后来英文班没有开成，但有三个年轻人表示愿意在方便时跟我学习，只是要我到他们住的地方去上课。三人中有两个是穆斯林，一个是理发师，另一个是职员，第三个是印度教徒，是一个小店员。我一一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我对于自己的教学能力毫不担心，我的学生可能不够有耐心，但是我绝对不会。有时候到他们那里时，他们却正忙着做生意，可我并不会失掉耐心。他们都没想学得多深，不过有两个学了大约八个月以后英文大有进步，学会了用英文记账以及写普通的商业信函。那个理发师的水平仅限于学会招呼顾客。学习英文的结果是，三个人中有两个通过学习提高了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