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友谊使我对宗教的兴趣长久不衰。现在我已不可能像在比勒托里亚那样有一大把空闲的时间来从事宗教研究了。不过只要我一有空，我总会好好地利用时间。有关宗教问题的通信，一直继续着。赖昌德巴伊一直通过写信来指导我。这时，有一位朋友给了我一本纳玛达·尚卡的书《达摩维伽》。这本书的序言使我受益匪浅。我以前就听说过这位诗人过着豪放不羁的生活，序言中也谈到因为研究宗教，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些内容令我神往。我渐渐地爱上这本书，开始从头到尾专心地研读。我还喜欢读麦克思·缪勒的书《印度：能教给我们什么？》和通神学会出版的英译本《奥义书》（Upanishads）[阐释《吠陀》、《梵书》等经典的一类著作，重在阐述哲学思想，多采用散文或韵文的形式。奥义书有一百五十多种，最早的一本著作可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
]。这些书使我越发尊重印度教，并逐渐认识到它的优美精妙。我也并不因此而对其他宗教抱有偏见。此时，我也读了华盛顿·伊尔文的《穆罕默德的一生及其继承者》以及卡莱尔对穆罕默德这位先知的颂词。阅读增强了我对穆罕默德的敬仰之情。此外，我还读了《查拉图斯特拉语录》。
通过这种方式，我学到了越来越多的有关各种宗教的知识。宗教研究增强了我自我反省的能力，也使我养成了一有所得便付诸实践的习惯。于是，从研究印度教的书籍中了解到一些瑜伽（Yoga）[印度古代哲学的一派，是公元前2世纪钵颠瘏梨（Patanjali）创立的。瑜伽派的学说的理论基础是四品，即三昧品、方法品、通神品和独存品。其中最发达的学说是方法品的修行方法（八支行法），尤以坐法、静虑这二支行法最普遍。
]的内容，我便开始练习。但是我的进展很有限，于是打算回印度后找专家来指导。然而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
我还专门深入研究了托尔斯泰的著作。他的《福音书概论》、《怎么办？》和其他几本书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这些书中，我开始更深入地意识到实现博爱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大约在这时，我与另一个基督教徒的家庭有了往来。接受了他们的提议，我每周日都去卫斯理教堂做礼拜。那段日子，他们总是邀请我去吃饭。那个教堂留给我的印象并不佳，布道者所讲的内容平淡无味，会众似乎不那么虔诚，没有那种特别浓郁的宗教气氛。他们看上去都是一些世俗的人，之所以上教堂做礼拜，无非是消遣或是出于一种习惯。有时我坐在那里，会不由自主地打瞌睡，虽然觉得惭愧，但是我身边的人都是这样，我的心情就放松多了。这样做不大好，不久后我便不再去了。
后来，我和那个每周日都去拜访的家庭的关系突然破裂了。其实，是主人警告我不要再去他们家了。事情是这样的。那家的女主人是一个善良而单纯的女性，但心胸狭窄。我们时常讨论宗教问题，当时我正在重读安诺德的《亚洲之光》，于是，有一次讨论时，我们把耶稣和佛陀的生平拿出来作了比较。我说：“看乔达摩（Gautama）[释迦牟尼的名字。
]是多么慈悲！他的慈悲并不只对人类，而是推广到一切生灵身上。当我们一想到那快乐地蜷伏在他肩头上的羔羊，心里能不充满了怜爱之情吗？可是人们在耶稣的身上，却看不到有这种对于一切生灵的爱。”这个对比令那位善良的夫人伤心。当然，她的感情我可以理解。我打断了这个话题，和她一齐去进餐。她不到五岁的儿子——一个天使般的孩子，同我们一起吃饭。和小孩子们在一起，我最开心不过了，而我早就和这个孩子成为朋友了。我调侃他盘子里的那块肉，而尽情赞美我自己的苹果。天真的孩子被我说服了，站在我这边一起称赞水果的鲜美。
然而做母亲的呢？她开始忧心忡忡了。
我受到了警告。于是纠正了言行，改变了话题。下个周日我像往常一样去她家，但是心里有点惴惴不安，我没有领悟到我不该再去了，只是觉得不去不太好。不过，这位善良的夫人解决了我的矛盾。
“甘地先生，”她说，“请不要见怪，我有几句非说不可的话。我的儿子和你接触没有什么好处。每天他总是迟疑着不肯吃肉，只要水果，还拿你的道理来提醒我。这就太过分了。如果他不肯吃肉，就算是不生病，也一定会越来越瘦弱的，这我怎么受得了？今后你的那些观点只能和我们大人讨论，那些对孩子是有不良影响的。”
“夫人，”我答道，“很抱歉。我理解做父母的心情，我也有儿女。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结束这种不愉快。我对饮食的选择当然比我说过的话更容易影响这个孩子。所以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我以后不再过来打扰你们了，自然，这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友谊。”
“谢谢你，”她说，显然她松了一口气。
四十八做家务
对我而言，居家过日子并不是什么新的体验。不过我在纳塔耳的住所还是不同于我在孟买和伦敦的家。这一次，有一部分开销完全是为了体面。当时我认为必须有这样一个住所，以和我作为纳塔耳的印度律师和代表的身份相称。于是我在一个高档社区找了一栋漂亮的小房子，还配置了一套合适的家具。伙食很简单的，但由于我常请英国朋友和印度的同事们来家里吃饭，所以家中的开销一直很大。
每个家都需要好用人。可是我从不知道怎样把一个人当成用人去使唤。
我有一个朋友和我同住，也是我的帮手。还有一个厨子，他也成为这个家的一员。还有事务所的几个文书，也和我同吃同住。
我原以为我有不少这种成功的体验了；但是不愉快的生验还是会存在。
我的同伴是很聪明的人，我以为他是诚实的，可是恰恰被他骗了。他对一个常跟在我身边的文书心怀嫉妒，就编造了一个严密的罗网，使我怀疑那文书。这位文书朋友有很强的个性，他察觉到我在怀疑他，很快便离开了我家以及事务所。为此我很难过，觉得可能是我对他不公，于是良心上很过意不去。
刚好这时，厨子因为有事需要请几天假。他不在的那几天，需要找别人来顶替。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新来的厨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但当时对我而言，他却是神灵特别派来的人。他来了不过两三天，就发现家里有人背着我偷偷干些不正当的事，他决定提醒我。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容易信任别人又待人率直的人。所以新厨子发现这点之后，更是震惊。每天中午1点钟，我都从事务所回家去吃饭。有一天大约12点钟，厨子气喘吁吁地跑到事务所来对我说：“请你马上回家一趟，你会大吃一惊的。”
“到底出了什么事？”我问，“你得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呀！否则这个时候我怎能离开事务所回去呢？”
“要是不回去，你会后悔的。我就只能说这么多了。”
他相当坚持，我便立即在一个文书和这个厨子的陪同下回家了。厨子走在前头，带我直奔楼上，指着我同伴的房间说：“打开门，你就明白了。”
我全都明白了。我敲门，却没有人应！我使劲地敲，几乎连墙壁都开始晃了。门开了，我看见一个妓女在里面。我要她马上走开，永远不许再来。
我对那个同伴说：“从此刻开始，我们不再是朋友了。我像个傻瓜一样一直被你欺骗，你就是这样利用我对你的信赖吗？”
他不仅不承认错误，反而威胁说要去揭发我。
“我没有不可告人的事，”我说，“尽管去揭发，但是你得马上离开这里！”
这更使他恼羞成怒。我无计可施，只好对站在楼下的那位文书说：“请通知警长，说与我同住的某个人有不正当行为。我不愿意他继续待在这儿，可他不肯走。请他们派人来帮帮忙，我十分感谢。”
他看出我是很认真的，有过在先，于是他不敢再嚣张，赶紧向我道歉，请求我不要叫警察，他会立即离开，然后照做了。
这件事的发生，算是对我的一次及时的警告。直到那时，我才清楚地知道我是如何被这邪恶的人彻头彻尾地蒙在鼓里的。当初我收容他，是好心办了坏事，无异于缘木求鱼。早听说他品行不好，我却依然相信他对我是诚实的，试图改造他，结果却几乎毁了自己。我把许多好朋友的警告抛诸脑后，蒙蔽在对他的过度信赖之中。
如果没有这个新厨子，我还被蒙在鼓里，说不定在这个同伴的影响下，甚至不能够在当时已经开始了的轨道上过正常的生活。我会一直浪费时间、精力在他身上，他就会有机会置我于黑暗之中，把我引入歧途。
然而和以往一样，神灵再次拯救了我。我有的是纯洁的动机，所以虽然犯了错误，还是能够得救。这一次早年的生活经历为我的未来彻底地敲响了警钟。
这个新厨子可以说是神灵派来的使者。他不会做饭，而且作为一个厨子，他也不会长期住在我家。但是除他之外，没有别人让我看到真相。以后我才知道，那个妓女来我家的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以前她常常来。其他人都不如这个厨子有勇气，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很信任那个同伴，几乎到了盲目信任的程度。恰如事实所表明的，这个新厨子是专为这件事情而来的，因为那件事以后，他马上提出离开。
“我不能住在你家里，”他说，“你太容易上当，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让他走了。
到那时，我才发现，向我进谗使我怀疑那个文书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这个品行不端的同伴。后来我竭力设法弥补对那个文书的不公正对待，但始终不能完全令他满意，这是我终生的遗憾。无论怎样弥补，裂痕终归是裂痕。
四十九回国
到现在，我旅居南非已达三年之久了。对当地人有了不少认识，而他们对我亦有所了解。1896年我申请假期回国半年，因为我明白以后自己可能就要久住在那里了。我已在南非建立了颇为良好的业务基础，而且当地的印度人也需要我留在那里。所以我决心回国接妻儿来这边定居。同时我还打算，也许回国期间还能做一点公众工作，引导公众舆论对南非印度人的境遇给予更多的关注。3英镑人头税是印度人一个已经公开了的伤口，除非彻底废除，否则当地的印度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走之后，由谁来负责纳塔耳印度人大会以及教育协会的工作呢？我想到了两个人：阿丹吉·米耶汗（现已故）和巴希·罗斯敦济。现在可以从商界中找到很多工作人员，但是能在常规工作中执行秘书职务，并又受到印度侨团尊敬的，非他们两人莫属。秘书当然需要具备一定的英文知识。我向大会推荐了阿丹吉·米耶汗，大会同意了。实践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阿丹吉·米耶汗以他的坚忍宽宏、平易近人和彬彬有礼令大家都感到满意，而且也证明了：从事秘书一职并不一定非要是具有律师资格或受过英国高等教育的人。
大约在1896年，我搭乘开往加尔各答的轮船“彭戈拉”号回国。
当时船上乘客不多，其中有两个英国官员曾和我有过密切的往来。我每天都和其中的一个下一小时左右的棋。后来，船上的医生送给我一本《泰米尔文自学入门》，我便开始学了起来。以我住在纳塔耳的经验，我需要掌握乌尔都文的知识，才能够和当地穆斯林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应当学会泰米尔话，才能够与马德拉斯的印度人有更密切的往来。
应与我一起学乌尔都文的一位英国朋友的要求，我在统舱的乘客中，找到了一个很不错的乌尔都文老师，这样学下来，我们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位英国官员的记忆力比我还好，对生词过目不忘。而我却时常觉得乌尔都文字连辨别都很难。尽管我坚持不懈地学习，但始终赶不上那个官员。
至于学泰米尔文，我倒是进步神速。当时在船上找不到这方面的老师帮助，幸而《泰米尔文自学入门》是一本好书，我觉得自学也可以学会。
本打算到了印度后，继续这样学习，不过真是不行了。1893年以后，大部分书都是在监狱里读的。对泰米尔文和乌尔都文的学习确实有些进步，不过都是在狱中下的工夫——在南非的各个监狱中学习泰米尔文，在耶罗弗达狱中学习乌尔都文。但我一直没有学会讲泰米尔话，而且通过自学得来的那点儿知识，由于缺少应用，现在都忘得差不多了。
时至今日，我仍然觉得不懂一点儿泰米尔文和德鲁古文绝对是个障碍。旅居在南非的德罗维达人（Dravidians）[印度最早的土著民族，绝大部分人现在定居于南印度。他们的主要语言是泰米尔文和德鲁古文。
]对我的深厚情谊，至今仍记忆犹新。每逢遇见一个泰米尔或德鲁古朋友时，我便情不自禁地想起来他在南非的诸多同胞的信仰、毅力和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而他们中大部分人是文盲，妇女不识字的固然很多，男人不识字的也不在少数。南非的斗争就是为了维护不认字的战士，是为了穷人而斗争，而穷人也都参与了这种斗争。不过，不懂得他们的语言绝不会妨碍我赢得这些单纯善良的同胞们的心。他们会讲几句不太流利的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即印地语（Hindi），通行于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区，是印度大多数人通用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