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我曾呼吁过那些被束缚在中学、大学等学院教育中的青年努力挣脱出来，与其像奴隶般戴着锁链去获取学院教育，倒不如做个无知无识的人大胆地为自由而冲破禁锢。如今，他们应该可以明白我这个意见的根源所在了吧。
六十服务精神
我的业务发展得很快，但这远不能使我满意。一次有一个麻风病人上门求助，使我想到如何能进一步简化自己的生活，多替同胞提供具体的服务之类的问题，于是寝食难安了起来。我不忍心打发他吃完饭就走。因此收留他住了下来，替他敷药并加以照料。但我不可能一直这么做，我担负不了这个责任，也没有永久收留他的意愿。于是便设法让他去政府的医院里做契约工人。
然而，我总是不安，盼望着能做一些长期的慈善工作。布斯医生是圣爱丹教会会长，他心地善良，常免费替人治病。由于巴希·罗斯敦济捐献了一笔善款，我们得以设立了一家小型的慈善医院，于是将其交由布斯医生负责。当时我热切地希望来这家医院当护士。医院配药的工作每天需要一两个钟头来做，我决心抽出这些时间来做药剂师。当时我的大部分业务是在事务所中完成，主要是出证书和仲裁。同时在地方法院里也常有一些案子，不过大部分都不是争执性的。同我一道来南非的可汗先生，当时和我一块儿住，我不在时，工作便交由他处理。于是我可以抽出每天早上两个小时的时间去为医院做志愿工作。这个工作多少让我感到心安了。工作内容包括询问病人的意见，向医生汇报情况，以及配发药方。通过这个工作，我密切地接触到了印度病患，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做契约劳工的泰米尔人、德鲁古人以及北印度人。
在医院做义工的经验对我很有帮助，后来在波耳战争期间，我因此而能够参与看护伤病员的工作。
我一直在关心着如何抚养孩子的问题。在南非时，我又有了两个儿子，在医院的工作经验对于解决照料他们的问题非常有帮助。而我独立自主的精神则是实验的主要源泉。妻子和我商定好在她生产时应当得到最好的医疗帮助，但倘若医生和护士在紧要关头出岔子，我们就会陷入危境，到时我又该怎么办呢？还有一定要是印度护士，可要在南非很难找得到在印度同样也不好找的训练有素的印度护士。于是我便开始自学一些有关安全分娩的必备知识。我阅读了特立普望达斯医生写的《人母须知》，并且按照书中的方法去照顾我的两个孩子，同时还用上了从别处得到的全部经验。每次分娩前我们都会请护士来照顾两个月，主要是为了帮助我的妻子，而非照顾婴儿，照料婴儿的工作由我自己来做。
最小的孩子的出世是对我的一次最严重的考验。妻子突然来了阵痛，但一时又找不到医生，为找接生婆也浪费了不少时间，而且就算接生婆在场，也未必就能帮助接生。因此，我得全程照料孩子的安全诞生。此前我对特立普望达斯著作的仔细研读，在这时带给我一种巨大的帮助，因而我并不紧张。
我确信，为了采取合适的方式养育孩子，做父母的应当具备呵护婴儿的常识。深入地研究过这个问题后，在抚养孩子的路上我获益匪浅。如果当时没有好好研究过这些，没有运用这种知识，我的孩子们恐怕不会拥有今天这般健康的体魄。我们那儿抱着一种迷信的说法，认为五岁以前的孩子没有什么可学的东西。恰恰相反，事实上在五岁以前，孩子从生活中学到的东西却是他在五岁之后再也学不到的。对儿童教育开始于怀胎十月。母亲怀孩子时，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状态的都会体现在孩子身上。所以胎儿在妊娠期间不断地受到母亲的情绪、和脾气等因素的影响，当然也受母亲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出生后，孩子便会模仿父母，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的成长要完全依赖于父母。
一对夫妇一旦明白了这些道理，就永不应为了满足而，只有想要子女时，才可以为之。有一种观点认为性行为是一种独立的生理功能，就像吃饭和睡觉一样是必不可少的生理需求，我认为这种想法无知至极。这个世界是依靠传宗接代的行为而延续，但同时人间也是神灵施展抱负和实现光荣的地方，因此为了世界的秩序得以安定，人类繁衍后代的行为必须加以节制。凡是明白这些道理的人，都会竭力控制自己的，并增加自身在体力上、精神上必备的知识修养，并且使这种知识造福于他的后代。
六十一禁欲（上）
故事讲到这儿，那时的我已经开始认真考虑施行“禁欲”誓言了。自打结婚后，我一心一意过着一夫一妻制的生活，把忠于妻子当做信仰真理的一部分。到了南非以后，我逐渐认识到了“禁欲”的重要性，对我妻子而言，“禁欲”也是同样重要的。我不敢确定是在什么环境下或是看了什么书导致我有这个想法，不过我记得主要是受了赖昌德巴伊的影响，我在前面曾经提过这个朋友。还记得我们之间的一次谈话。一次，我对葛莱斯顿夫人极其忠实于她丈夫这件事大为赞扬。我看过一本书，里面谈到哪怕是葛莱斯顿先生[（1809—1898），英国政治家。
]出席下院会议时，葛莱斯顿夫人也坚持给他泡茶，那俨然是那对模范夫妇一种生活规律，他们的行动是那么和谐。我把这个故事讲给诗人听，随带着赞扬了夫妻间的恩爱。“你最赞赏的到底是什么？”赖昌德巴伊问道，“是葛莱斯顿夫人身为一个妻子对丈夫的爱呢，还是她那种全心全意的侍奉——假设不谈她和葛莱斯顿先生的关系？如果她是他的姐妹，或者是忠心耿耿的仆人，同样也这样关怀他，你又会有什么看法？难道我们从未见过像那样忠心的姐妹或家仆吗？如果你发现一位男仆也有同样的忠诚，是否也会像赞美葛莱斯顿夫人那样去赞美他呢？请你思考一下我的这番话吧。”
赖昌德巴伊也是已婚的人。即便在当时他的话听来有些刺耳，但依然让我无可抗拒地去思考，我认为一个仆人对主人的忠诚要比一个妻子对丈夫的忠诚更超过一千倍地值得颂扬。妻子对丈夫的忠诚不足为奇，因为他们的关系是难解难分的，于是这种忠诚就极为自然。但主仆之间要达到同等的忠诚却需要异乎寻常的努力。这位诗人的观点逐渐在我心里滋长。于是，我反问自己：和妻子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我所谓的忠实是不是就在于将妻子视为满足的工具呢？那么只要我仍是的奴隶，这种忠实就一文不值。平心而论，妻子从不对我加以引诱，所以只要我有意愿“禁欲”，很容易就可以做到。其实唯一的障碍，是我脆弱的意志或过度的。
纵然下了决心要“禁欲”，也还是有过两次失败的经历。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当时我努力的动机仍然不是最高尚的，那时我主要目的在于避免生育更多的小孩。在英国时，我曾读到一点有关避孕的书。在有关素食那一章，我已经谈过艾利生医生宣传过节制生育这件事。如果说这件事曾一度对我产生影响，那么希尔斯先生反对的，即反对利用外力而主张靠意志力来解决节育的问题，却对我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以后我就实践了这种办法。我不愿意再要孩子，便开始自制。这个任务真正执行起来遇到了很多困难。我和妻子开始分床睡觉，我每天工作到精疲力竭时才上床睡觉。不过，这一切努力似乎没有见效，可是今天再回顾过去时，最后的解决之道正是在那些失败的尝试的基础上摸索出来的。
直到1906年，最后的解决办法才出炉。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当时还没有开始，而我也丝毫没有意识到它会来临。波耳战争结束后不久，朱鲁人在纳塔耳发动“暴动”，当时我还在约翰内斯堡做律师。我认为在那种形势下应为纳塔耳政府服务。我的提议被采纳了，下文还要谈到。然而这份工作使我强烈地产生了自制的想法，按照我以往的习惯，我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和同事们商量。我认为生育以及随之而来对孩子的照顾是与为公众服务相冲突的。在发生“暴动”期间，为了服役，我放弃了在约翰内斯堡的家。服役后不到一个月，便不得不离开这栋精心布置过的房子，带着妻儿转移到凤凰村，领导归属于纳塔耳部队的印度救护队。在当时艰苦的行军途中，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我要彻底地投入到为印度侨团服务的事业里，就必须抛弃养育孩子、追求财富的，过着“瓦纳普罗斯达”（Vanaprastha）[意为不理家事。
]般的生活。这次“暴动”的战时服务工作占去了我六周的时间，但是这个短暂的阶段却成了我生平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禁欲”誓言在我心中渐渐长成。我终于知道这誓言并非禁闭而是打开了真正的自由之门。我之所以到这个时候还没有什么作为，就在于我意志薄弱，自己也缺乏信心，甚至对神灵的赐福也缺乏信心，所以我的心总悬在怀疑之上。那些不敢发誓的人，终将沉溺于诱惑里，而那些为誓言所约束的人，就可以远离放纵的生活而过上真正的一夫一妻制。“我相信自己的努力，无须被誓言束缚！”是一种脆弱的说辞，它恰恰反映了一个人想要逃避责任的软弱。要不然，为什么作出最后的决定这样难？我发誓要摆脱将要吞噬我的之蛇，一定要做到，而不是努力逃避。我知道单靠努力最后可能意味着无果而终，意味着我并没有认识到之蛇终会害我这个肯定的事实。所以假如我只满足于自己的努力，就意味着我还未搞清采取明确行动的必要性。“然而如果将来我的看法改变了，我如何以誓言约束自己的行为呢？”这种疑虑也常令我犹豫不决。但那种疑虑也正好显示了一个人对于必须舍弃某种特殊的事物还缺乏明确的理解。因此尼斯古兰纳这样唱道：抛弃而不厌恶，终难持久。
所以一旦消除了，“禁欲”的誓言便自然而然地得以履行了。
六十二禁欲（下）
经过了深思熟虑后，我于1906那年立下了“禁欲”的誓言。直到发誓时，我才和妻子商量这件事，以前从未和她谈过我的这个看法。她没有异议，但我在作最后努力的关头却碰到了很大的困难。如果没有强大的力量扶助，我如何能控制住自己的呢？在当时，舍弃与妻子的关系其实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后来我出于对神灵的力量的坚定信心，开始了一生中新的体验。当我回想立下誓言后这二十年的感受时，心中充满了欣慰奇妙的感觉。其实自1901年，我便已开始在对的自制上作出努力，也多少有了一些成效。
但在1906年前，我却从没体验过立誓之后所体会到的那种自由和达观的感觉。立誓前，其实我随时都有可能被诱惑征服，而如今我的誓言已成为抵御诱惑的强有力的武器。对我而言，彻底实现“禁欲”的可能性日趋明显。我是在凤凰村立誓的。当时一结束救护工作，我就去了凤凰村，然后回约翰内斯堡。回到那里一个月前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有了眉目。“禁欲”誓言助我准备了这个行动，但是我并未意识到，其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并不是预先制定好的计划，而是在我的意料之外自发产生的。然而我明白此前所有的行动都是向那个目标迈进的。在约翰内斯堡，我大大地削减了家庭开支，随后跑到凤凰村去许下了“禁欲”的誓言。
后来，我发现好好去奉行“禁欲”誓言就象征着“婆罗门”的实现。这一点看法并非于经书中得来，而是我慢慢地从切身经验中体会到的。读到有关这个问题的宗教典籍还是之后的事。奉行誓言的每一天都让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禁欲”拥有保护、精神和灵魂的力量。现在对我而言，“禁欲”已不再是一种克己忏悔的过程，而是给灵魂带来安慰和愉悦的过程，每天都有一种清新的美好。
尽管它带来的是一种与日俱增的欢乐，但千万不要以为这对我而言是一件轻松之事。如今我虽已五十六岁，依然懂得这件事操作起来有多么艰难。我越来越明白，坚守誓言无异于行走在刀刃上，时时刻刻都要保持警惕。
奉行这个誓言的先决条件就是克制食欲，我发现克制食欲后就很容易奉行誓言，所以现在我对于饮食的体验不仅是从素食者的角度出发，也是以禁欲者的观点来看待。这些实验的共同结果是，我认为必须限制禁欲者的饮食，要简单，不放香料，如果可能，最好是生吃。
我六年来的经验证实，禁欲者的理想食品是新鲜水果和坚果。在改变饮食习惯以前，我一向不清楚靠吃这种食物可以做到禁欲。然而在南非时，我每日只吃水果和坚果，奉行“禁欲”誓言就变得很容易，可自打我开始喝牛奶后又变得困难了。为什么我由吃水果改为喝牛奶，下文还要交代，需要阐明的是，我深信喝牛奶会使“禁欲”难以执行，但希望人们不要因此就得出所有禁欲者都不能喝牛奶的结论。不同食物对不同禁欲者的影响，只有经过多次实验以后才能断定。我一直想找到可以代替牛奶的那种水果，而同时又具有与牛奶同等的有助于补充营养并易于消化的功用，然而西医、印度教医生还有穆斯林医生都没有给我带来启发。所以虽然我知道牛奶算是一种有刺激性的食品，却还不敢劝别人放弃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