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几个志愿工作者们交上了朋友。我跟他们讲了一些关于南非的情况，他们或多或少地有点感到惭愧。我试图使他们理解为人民服务的真谛。他们似乎是有一些理解了，不过不可能指望自觉自动的服务像雨后春笋般很容易就生成。首先要有服务的意志，其次是要依靠经验。那些善良而单纯的青年们并不缺乏意志，但是他们的实际经验可以说几乎等于零。国民大会党每年只有三天的会议时间，会议结束后便没什么事了。一年只有三天的表现时间，人们能受到什么锻炼呢？而代表们也跟志愿工作者差不多；代表们并没有受过比志愿工作者们更好更长的训练。他们什么事也不自己做，却总是指手画脚地说：“服务员，做这个，服务员，做那个。”
在这里我还感受到不少不可接触制度的陈规。泰米尔人的厨房与其他人的厨房隔得很远。对于泰米尔代表而言，如果在他们吃饭时看见了别人，就算是一种玷污。因此就得在学院的综合楼上专门给他们设一个厨房，用柳条板围起来。厨房里面烟熏雾绕，十分呛人。这个密不透气的小隔间既是他们的厨房，也是餐室、洗衣间。在我眼中，这就是“梵尔纳羯摩”（Varnadharma）[即印度教社会四大种姓的职责。
]的一种极为拙笨的外在表现。我心中暗想，在国民大会党的代表之间都存在这种不可接触制度的陈规的隔阂，那不难想象在他们所代表的选民之间存在的隔阂究竟有多深了。一想到这些，我就不禁叹息。
卫生状况坏到极点，水沟随处可见，而厕所只有少数几个。一想起那种臭味冲天的情形我仍有作呕之感。我把这个情况向志愿工作者反映，他们干脆说：“那不关我们的事，那是打扫厕所的人的职责。”我要借一把扫帚，那个人还诧异地望着我。我终于找到了一把扫帚打扫厕所，但其实是只为我自己而已。这里人那么多，厕所却那么少，所以需要经常清洁打扫才对。然而我一个人没办法干那么多，所以只能满足于解决自己的问题就算了。而其他人似乎根本不介意脏臭。然而这还不算完。到了夜里，有些代表干脆就在他们房外的走廊上方便。第二天早上，我指给志愿工作者看，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打扫，而且我终于看出来也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打扫卫生。后来，情况虽然大大改进了，但是时至今日，随地方便不用脑子的代表还是大有人在，而所有的志愿工作者也不愿意替他们打扫。我看如果大会的会期拖长的话，当时的情况是很容易引发瘟疫的。
六十八当起文书和听差
还有两天国民大会党就开会了。我决心为国民大会党的办事处做些服务，以便积攒一些经验。到了加尔各答后，日常的斋戒沐浴一完毕，我便直奔国民大会党的办事处。
巴布·普本德罗纳斯·巴秦和戈沙尔先生当时是秘书。我去找普本巴布（Babu）[指先生的意思。
]，毛遂自荐要做一些工作。他看了我一眼，说：“我这里需要做的事不多，不过戈沙尔巴布说不定会让你做一点儿事情，请去找他吧。”
于是我便去找他。他瞟了我一眼，笑道：“我只能让你当文书，你愿意干吗？”
“当然，”我说，“到这里来只要是我干得了的事，我都愿意去做。”
“这态度倒是很对，小伙子，”他说，又对着围在身边的志愿工作者加上一句，“你们听到这个小伙子说的话了没？”
接着他又转过来对我说：“好吧，这里需要处理一大堆信件，请坐到那把椅子上开始干吧。你也看到了，成千上万的人来找我，叫我怎么办？我是接待他们好呢，还是坐下来答复这些源源不断的琐碎的来信好呢？我还没有一个可以很好地完成这份工作的文书。这些信件大部分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不过还得请你全都看一遍。把那些应当答复的答复好，凡是需要考虑一下再答复的，就拿给我。”
这种信任让我感到愉快。戈沙尔先生交给我这个工作时，并不清楚我的来历，只是到后来才问起我。这件工作做起来很简单，很快就被我处理完了，这使戈沙尔先生感到非常高兴。他是一个十分健谈的人，所以常常一聊就是好几个钟头。当他了解一点关于我的情况后，对分配我做文书这件事感到非常抱歉。我安慰他：“您别多心了，我在您面前算得了什么？您为大会的工作忙得头发都白了，而且您是我的长辈，而我不过就是一个没经验的晚辈而已。您这样信任我，交给我做这份工作，实在令我感激不已。我正想为大会做一些工作，是您给了我这个难得的机会让我得以了解到这些详细的情况啊。”
“说实话，”戈沙尔先生说，“这正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可惜今天的青年认识不上去，当然，从大会成立那天起，我就十分了解它。事实上关于大会的成立这件事，除了得力于休谟先生（www.youxs.org）[居住在印度的一位英国退休官员，在英印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倡议于1885年建立国民大会党。
]外，我也有一份功劳在里面。”
就这样，我们便成了好朋友。他还坚持要我和他一起吃午饭。戈沙尔先生穿衣服时总是叫用人为他扣扣子。我自动担负起用人的职责，而且我很乐于这么做，因为我一直是很敬重长辈的。当他了解了我的想法后，也就不介意我为他所做的这点私人服务了，实际上他倒是很高兴的。他叫我替他扣衣服时，总会说：“现在你知道了吧，大会的秘书忙得连扣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总是有很多事情让他忙得团团转。”戈沙尔先生的天真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我完全没有因为这些小小的服务而有丝毫的不满。因为我从服务中得到的益处真是无法估计的。
没过几天工夫，我便大致了解了大会的工作，也见到了大部分领导者。观察了像戈克利和苏伦德罗纳斯这类中坚人物的言行。还注意到了大量的时间被浪费掉了。同时也看到了英文在我们的事务中占据的突出位置，当时我就觉得非常不舒服。谁都不关心如何节省精力，如何高效率做事，常常是一个人就能做得了的事情却由好多人一起做，而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却根本就没有人去做。
我对看到的这些事情是颇有微词的，还好我心中有足够的仁慈宽容，所以我总想在那种情况之下，实在也没法做得更好，这种想法使我不会低估任何工作。
六十九在国民大会上
我终于有机会参加了国民大会。高深宽大的天幕，穿得庄重得体的志愿工作者，还有那些坐在主席台上德高望重的老前辈，都使我肃然起敬。在这样大型的集会上，我简直不知所措了。
主席致词的讲稿足有一本书那么厚。要从头到尾全部读完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只读了几段。
主席讲话结束后，接下来进行的是提案委员会的选举。戈克利带我去参加委员会的会议了。
当然费罗泽夏爵士是赞成我的提案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份提案将由什么人在何时向提案委员会提出来。会议上，每一个提案都用英文作冗长的发言，而且背后总有一些知名人士的支持。而在那些老手的响亮的锣鼓声中，我的提案不过是其中一个微弱的笛音，随着夜色来临，我的心跳越来越厉害了。印象中凡是最后在会上提出来的提案都是匆忙之间就通过了。大家都急着要走，已经到了夜里11点了，会前我见过戈克利，他已看过我的提案。于是我便凑近他低声说：“务请帮忙！”他说：“你的提案我一直放在心上。你看他们现在都是草率地通过各种提案，但是我不会让你的提案像那样一带而过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任务就结束了吗？”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问道。
“不，不，还有一个关于南非问题的提案呢。甘地先生已经等了很久了。”戈克利高声叫道。
“你看过他的这个提案吗？”费罗泽夏爵士问道。
“当然。”
“你认为怎样？”
“相当好。”
“那么，请提出来吧，甘地先生。”
我颤抖地把我的提案宣读出来。戈克利附议。
“一致通过！”大家叫起来。
“你可以用五分钟的时间来陈述，甘地。”华恰先生说道。
整个程序远远不能让我满意。谁都没有耐心去了解这个提案，大家都急着要走，而且再加上戈克利已看过这个提案了，所以其他人就觉得无须去了解了。从那天早上起我就为自己的发言担心。五分钟里我应该讲些什么内容呢？我本来已经作了相当充足的准备，可是事到临头又说不出话来。原本决定不念讲稿，即席发言，但是我在南非练出来的演讲能力这时又不见了。
轮到我提出议案时，华恰先生便叫了我的名字。我站起来，头晕晕的，好歹把提案念下来了。当时有人刊印并在与会代表中派发了一首他写的鼓吹向外国移民的诗。我念了这首诗，并且结合这首诗谈到了移民南非的印侨的疾苦。就在这时，华恰先生按起铃来了。我敢保证我绝没有讲够五分钟。但我不知道第一次按铃是为了提醒我还有两分钟的发言时间，还以为是时间到了。此前我曾经听过有人讲上半个钟头甚至三刻钟，却没有被铃声打断。于是我感到受了伤害，一听见铃声便马上坐下来了。我当时稚气地以为，那首诗已经包含了对费罗泽夏的回答。[见第六十七章第三段。
]关于这项提案的通过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当时大会的来宾和代表之间实在没有什么区别，每个人都举手表决，所有的提案也就一致通过了。而我的提案也是这样通过的，所以对我而言，它失去了一切重要性。但无论怎样，这个提案被大会通过这件事，已够让我快活的了。在大会上通过就等于被全国认可了，这足以使每一个人都感到高兴。
七十寇松勋爵的朝觐
大会闭幕后，为了让南非的情况得到更多的关注，我还得去拜见商会以及各界人士，于是就在加尔各答待了一个月。这一次不住旅馆了，经人介绍我住在印度俱乐部。俱乐部的会员中有几个知名的印度人，我希望通过与他们接触，让他们关注南非的情况。戈克利常来这个俱乐部打台球，他听说我还要在加尔各答待一段时间后，便邀请我去和他一起住。我听到这个邀请后心里很感激，但是觉得去那里住不太合适。过了一两天后，他亲自来接我。发现我不太好意思去，便对我说：“甘地，你要留在国内工作啊，这样客气是不行的。你应尽量多地和人们接触。我还希望你为国民大会党工作呢。”
在叙述与戈克利相处的情形前，我想先讲一件在印度俱乐部中发生的事。
正逢寇松勋爵在这个时候举行他的朝觐会。有些应邀参加的王公贵族都是这个俱乐部的会员。平时我常能看到他们在俱乐部里穿着考究的孟加拉“拖蒂”、衬衫还戴着围巾。朝觐那一天，他们却穿上“坎沙玛”（Khansamas）[即招待员。
]的裤子和闪闪发亮的皮靴。见到这种情形我觉得很难受，便问其中的一个人这样做的原因。
“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自己不幸的境遇，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必须得忍受侮辱才能保住财富和头衔。”他答道。
“可为什么要穿‘坎沙玛’的衣服和光亮的皮靴呢？”我问道。
“你认为‘坎沙玛’和我们有什么差别吗？”他答道，接着又说，“仆从们是我们的‘坎沙玛’，而我们呢，则是寇松勋爵的‘坎沙玛’。如果我们不参加朝觐，就得自食其果。要是穿日常服饰去朝觐，就是对勋爵的大不敬。你以为我在那里有机会和寇松勋爵讲话吗？根本不可能！”
我非常同情这位直言不讳的朋友，也替他感到难过。这又使我想起了另外一次朝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