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我把一天的时间分为两半：一半时间是为了南非的工作而四处拜访加尔各答的名人，一半时间用来参观和研究当地的宗教和公共团体。一次我在由穆立克博士主持的会上作演讲，内容是介绍波耳战争中印度救护队的工作。我与《英吉利人报》曾有过交情，这对于我现在的工作也很有帮助。当时报纸的主编宋达斯先生正在生病，但是他还是像1896年那样，给了我莫大的帮助。戈克利非常欣赏我这回的发言，他听说罗伊医生也颇为赏识我的演讲时，非常高兴。
与戈克利同住使我在加尔各答的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使我有机会与孟加拉最有名的家族往来，并且这也是我与孟加拉密切接触的开端。
在这令人怀念的一个月中，发生过的很多事情我必须从略不谈了。我再简单地提一下我匆匆到缅甸游玩的情形以及那里僧侣的情况。那里的僧侣昏昏沉沉、浑浑噩噩的样子，看后令人心里非常难过。我参观了大金塔。我很不喜欢当地神庙里点着的许多小蜡烛，而且圣殿内还有成群窜行的老鼠，这让我想起了史华密·达衍纳德在摩尔维的经历。缅甸妇女的自由和活力非常可爱，但那里男人的好逸恶劳令人痛心。在这短暂的逗留期间，我能看出来仰光并不能代表缅甸，就像孟买不能代表印度一样。在印度，我们已经变成英国商人的经纪人，而在缅甸，我们竟和英国商人联合起来把缅甸人变成了我们的经纪人。
从缅甸回来后，我便与戈克利告别了。这次别离令人非常不舍，但是我在孟加拉，或者确切地说，在加尔各答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没有必要再住下去了。以前我就想过，在回国定居之前要乘三等火车游遍印度，亲身体验一下三等车厢旅客的痛苦。我把这个想法说给戈克利听，起初他认为我的想法很可笑，不过当听完我说明意图后他却欣然赞成了。我打算先去贝纳勒斯拜望正在病中的贝桑特夫人。要乘三等车旅行，就需要重新给自己配齐装备。戈克利送给我一个金属做的的餐盒，里面装满了甜点心和油饼。我用了12安那买了一个帆布袋，还买了一件恰亚（Ohhaya）[波尔班达邦的一个地方，以生产粗羊毛织品闻名。
]羊毛长外衣。帆布袋里只装了这件外衣、还有一条“拖蒂”、一条毛巾和一件衬衫。我还随身带了一条小得刚够自己盖的毯子和一只水罐。做好一切准备后，我便出发了。戈克利和罗伊医生到车站来送行，我本来跟他们说别麻烦来这一趟了，可是他们坚持要送。“如果你是坐头等车走，我就不过来送行了，但是现在一定要送一送。”戈克利对我说。
戈克利进车站月台时，没有人阻挡他。他戴着丝绸头巾，穿夹克短外衣和“拖蒂”。罗伊医生穿的是孟加拉服装，他就被查票员挡住了，戈克利向他们说明这是他的朋友以后，便被放行了。就这样，我带着他们的良好祝愿，踏上了旅途。
七十四在贝纳勒斯
这次旅行起点是加尔各答，终点是拉奇科特，我打算途中只在贝纳勒斯、阿格拉、斋埔和巴兰埔稍作停留。除此之外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其他地方了。在每个城市我都只停留一天，而且像普通香客一样住在福舍（Dharmashalas）[香客免费休息的地方。
]，只有在巴兰埔是个例外。印象中我这一趟旅行消费不过31卢比（包括车费）。
坐三等车旅行时，我多半是选择坐普通车而不是邮车，因为我知道邮车不仅是拥挤，车费也很贵。现在的三等车厢仍然很肮脏，厕所也糟糕，和当年没有大的区别。也许只是稍微改善了一点儿，但是头等车和三等车的设备悬殊仍然很大，比起两者在车票上的差价来，是不成比例的。三等车的旅客得到的是对羊群的待遇，所以他们得到的舒适感也就是羊群的舒适感。在欧洲时我也总坐三等车——仅有一次是坐头等车，是为了看看那里究竟如何。但是我注意到头等车厢和三等车厢的悬殊并没有我国的这么大。而在南非，三等车上的乘客大多是黑人，可是也比我们舒适得多。南非某些地方的三等车厢甚至还有卧铺和有弹簧的座位，此外位子也是有限额的，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过分拥挤的情况，而在国内，我发现乘客的数量总是超过正常的限额。
铁路部门对三等车乘客的舒适感是漠不关心的，再加上乘客本身就很脏，卫生习惯不好，对于一个爱干净的三等车旅客而言，坐在三等车厢里绝对是一种巨大的考验。他们普遍乱扔垃圾、随时随地抽烟、大嚼槟榔叶子和烟叶，把整个车厢当成大痰盂，又吵又闹，还说脏话，丝毫不在乎别人的感受。我发现1902年时坐三等车的体验和1915—1919年时坐三等车的体验并没有差别。
面对这种恶劣的处境，我能想到的只有一个补救的方法——通过让那些受过教育的人都去坐三等车，以改正人们的不良习惯，而且不能让铁路部门闲着没事做，当我们有需要时便要提意见，切勿只为自己舒适就贿赂或采用任何不正当的手段，不能要听任任何有关人士犯规。我相信如果这样做，会大大改进现状。
我在1918—1919年间生了一场大病，迫使我不得不放弃乘坐三等车旅行，这是一件一直令我既难过又惭愧的事情，特别是正处于为三等车乘客解决困难的宣传工作已经有所进展时，我却不能继续旅行。那些贫苦的铁路和轮船乘客的苦痛，却因为他们自己的不良习惯而加深了，而政府又给予对外贸易过多的便利，还有诸如此类的事情所造成这些严重的问题，是值得一两个有胆识、有毅力的人将其当做终生事业来进行改革的。
关于三等车乘客的问题我就说到这里了，现在我想说一说我在贝纳勒斯的经历。早晨到达那里后，我决定到一个有“潘达”（Panda）[婆罗门僧侣，也是圣地的向导。
]的地方住下，一下车，便有无数的婆罗门围上来，我在他们当中找到了一位最干净而且给我很好印象的人。事实后来证明了我的这个选择是对的。他的院子里养了一头母牛，屋子有两层，我就住在楼上。按照传统的规矩，在我去恒河沐浴前是不能吃任何食物的。这位“潘达”便开始忙着为我张罗起来。我预先跟他说好最多只能给得起他1卢比4安那的小费，请在帮我准备东西时记住这一点。
这位“潘达”当然明白了。“无论香客是富人还是穷人，”他说道，“我们都提供同样的服务。而且我们收取小费的多寡也是完全视香客的心意及能力而定。”我倒没有感觉到这位“潘达”对我的接待有何不周之处。“普佳”（Puja）[意思是指拜神。
]在12点钟时结束，然后我便去迦尸的毗湿奴神庙参拜。在那里所遇见的事令人极为痛心。我于1891年在孟买当律师的时候曾去普罗坦纳社的礼堂上听过一次关于“去迦尸进香”的演讲。所以我在思想上已不抱奢望。只是不料失望比我所想象的要大很多。
通往神庙的小巷又狭又滑，很吵，有很多苍蝇，再加上卖货人同香客们嘈杂的声音令人很不舒服。本来人们来这里是为了找到冥想和神游的气氛，显然这里没有这种气氛。其实只有从自己的内心去找才能找到。我也的确看过虔诚的人们完全处于冥想之中，丝毫意识不到周围的喧嚣。然而在这方面实在是无法信任寺庙当事人。僧侣们有责任在寺庙内外创造并维持这种纯洁、恬静的气氛，既包括上的也有精神上的。然而我感觉不到这种气氛，这里只是狡猾的小商人们贩卖甜点心和玩具的市场。
一到寺庙门口，便有人献给我一捆已经凋谢的花。寺庙的地面是由精致的大理石铺成的，可却被这些不懂美学的善男信女们弄碎了，他们捐钱造了一只精美的“垃圾箱”。
我走近“旃纳—伐辟”（知识之井），想找一找神灵的踪迹，但没有找到。因此我的心情不太好。“旃纳—伐辟”四周的环境也非常脏。我没有心情行施小费，所以只拿出了一个铜板。负责的“潘达”生气了，他扔掉了那个铜板，并咒骂我：“对我的侮辱会把你一直打入地狱里。”
我倒没有因此而不安，“王爷，”我说，“不管我的运气如何，你这一阶级的人是不应该说这种话的。你要么就拿走这个铜板，不然你一个也拿不到哩。”
“滚开，”他答道，“我不在乎你的一个铜板。”接着便是一连串的咒骂。我捡起那个铜板就走了，心里正得意着我少花了一个铜板，然而这位王爷并不甘心失去那一个铜板。他又把我叫回去：“好吧，留下那个铜板，我不和你计较。如果不收下，对你也不好。”
我一声不响地把那个铜板又给了他，叹了一口气后走开了。此后我又去过迦尸神庙两次，但那是在我已为“玛哈德玛”（Mahatma）[“玛哈德玛”意指伟大的灵魂，或可翻译为圣雄——是印度人对甘地的尊称。
]的称号苦恼以后的事了，像上面所说的那样的经历不会再有了。人们急于要参拜我，就不让我去参拜那座神庙了。当“玛哈德玛”的苦恼，只有“玛哈德玛”自己才知道，至今那里的那种肮脏和喧嚣还是依然如故。
如果有人对神灵的大慈大悲有疑问的话，请到这些圣地来看看吧。人们将虚伪和叛教都归罪于瑜伽派的神祇，可这带给他神圣的名字多少屈辱？他早就说过“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训诫。
“羯摩”的法则是亘古不移的，也是无法逃避的，所以实在无须操心。他立下了这个法则后，便休闲地离去了。参拜过这座神庙后，我便等待着贝桑特夫人的接见。我知道她大病初愈，于是递上名帖，她立即出来见我了。因为我求见她只是想问候一下，我便说：“听说您身体欠适。我就是前来问候问候，您虽然身体不舒服，却还是出来接见了我，非常感激您的深情厚谊。我不占用您更多的时间了。”
讲完这些，我便向她告辞了。
七十五定居孟买
戈克利非常急切地希望我在孟买定居，一边当律师，一边帮助他开展公众工作。当时的公众工作主要是指国民大会党的工作，而他负责的主要工作便是大会的行政管理。
我喜欢戈克利的建议，但是对我自己能否当好律师却缺乏信心。过去的那些失败的、不愉快的经验仍记忆犹新，而对于使用谄媚手段获取业务的方式，我仍然深恶痛绝，就像憎恶毒药一样。
于是我决定还是先在拉奇科特开展业务。柯华尔朗·马福济·达维还在那儿，他向来对我寄予厚望，就是他力劝我去英国留学的。他马上交给我三个案子。其中有两个是要去卡提亚华政治监督官的司法助理官那里上诉，另外一个是嘉姆纳伽的旧案。最后那个案子相当重要。我对他说我对这个案子的胜诉没有把握。柯华尔朗·达维大声说道：“无论是胜诉还是败诉，都与你无关，只要你尽力去做就行了，我自然会帮助你。”
对方的律师是沙玛兹先生（现已故）。我准备得非常充分。倒不是我精通印度法律，而是达维先生给予我非常明确的指示。去南非以前我就曾听朋友们说过，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对见证法是了然于心，而他成功的秘诀正在此。我把这一点一直牢记在心里，在赴南非途中，我曾对印度见证法及其评注进行了认真深入的研究。当然除此以外，我在南非所获得的从业经验，也对现在的工作很有帮助。
后来，我赢得了这场官司，也增强了自信。至于那两起上诉的案件，我本来就不担心，都胜诉了。所有这一切激起了我的希望：即使在孟买开业，我也未必不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