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大家而言，第一次绝食并没有什么困难。只要减少或是停止日常活动就行了。读者朋友们大概还记得，我在绝食期间只吃水果。但是在第二次绝食的后期，我非常难受。那时我还没有完全领悟“罗摩那摩”的惊人效果，所以我忍受痛苦的实力也因此被削弱了，而且那时我还不懂得绝食的技巧，绝食期间应该多喝水，否则就会感到恶心。此外，因为第一次绝食很容易就做到了，导致我第二次绝食的时候粗心大意了。第一次绝食期间，我每天按库赫尼的方法洗澡，可是第二次绝食期间，洗了两三天澡后，我就不洗了，水喝得也很少，喝了之后就感到恶心。由于水喝得少，所以喉咙很干，身体也虚弱，最后的几天里，我只能用微弱的声音讲话了。尽管如此，我还能够坚持每天口述写作，每天读《罗摩衍那》和其他经典。遇到紧急的事情时，我还有足够的体力与大家进行讨论并提出意见。
一百一十四应戈克利之召去伦敦
必须省略许多关于南非的回忆了。1914年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结束时，我接到戈克利的指示，要我经伦敦回国。于是我和嘉斯杜白、克伦巴赤便于7月间乘船前往伦敦。
在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期间，我就开始乘三等车船旅行了。所以这一趟买的也是三等舱的位子。不过这条航线的三等舱位与印度海岸的三等舱位以及印度国内的三等火车座位大不相同。印度车船的三等座位往往是位子不够，睡铺很少而且极不干净。可是这次去伦敦，船上的舱位不仅很多，而且很干净，轮船公司还特意提供了我们一些便利，给了我们一个专用的卫生间，因为我们吃素食，厨房特别为我们准备了水果和坚果。按常规，三等舱的旅客是吃不到水果和坚果的。就这样，八天的旅程过得很舒服。
这次旅程中发生了一些值得记述的事情。克伦巴赤很喜欢望远镜，他有一两个很值钱的望远镜。我们每天都要谈论到这个问题。我竭力向他表达，带这么昂贵的望远镜与我们想要的简朴生活的愿望极不相符。有一次我们站在船舱边舷窗下展开了热烈的争论。
“与其让这些东西成为引起我们争论的话题，不如把它们丢到海里。”我说道。
“不喜欢的东西当然可以丢掉。”克伦巴赤先生说道。
“我指的是望远镜，”我说。
“我也是指它们。”他立刻答道。
于是我便把望远镜丢下海。它们的价值约为7英镑，但是这个价钱比起克伦巴赤对它们的喜爱程度就少得多了。然而克伦巴赤并没有因为舍弃了它们而后悔。
每天我们都用这样的方法去学习一点新东西，因为我们都想遵循着真理的道路前行。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要克服愤怒、自私、憎恨等情绪，否则就不可能找到真理。一个被情感支配的人可能有良好的意图，可能有真诚的言语，但他永远也找不到真理。要成功地找到真理，就是要完全抛开爱与憎、福与祸的双重束缚。
起程时，我才结束绝食没多久，还没有完全恢复体力，我常在甲板上走动，稍微地锻炼一下，以便恢复胃口和促进消化。可是我感到双腿酸痛，做不了运动。到伦敦的时候，情况比在南非时还糟糕。我在伦敦找到了齐弗拉兹·梅赫达医生。我把绝食的事情和后来感觉到的不适症状都告诉了他，他说：“如果你再不彻底地休息几天，恐怕你的腿就废了。”
这时我才懂得，一个长时间绝食的人，不能急着恢复体力，而且对饮食也要有所节制。要让胃慢慢地恢复功能，停止绝食时也许比进行绝食时更需要小心节制。
船到了马得拉，我们听说世界大战有可能随时爆发。船进入英吉利海峡时，我们便得大战已经爆发的消息。船停了好久，因为船要通过布满水雷的海峡是很困难的，整整用了两天的时间才开到南安普敦。
8月4日宣布开战，我们于6日抵达伦敦。
一百一十五战时我所做
一到伦敦便听说戈克利因为健康问题去巴黎治疗，现在却被阻于巴黎了。巴黎和伦敦之间的交通已经中断，不知道他何时才能回来。不见到他我是不会回国的，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伦敦。
那时我该做什么呢？战争跟我有什么关联呢？当时有一位曾和我同狱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参与者索拉博吉·阿达加利亚正在伦敦学习法律。由于他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最坚定的参与者之一，所以被送去英国留学，以便获得律师的资格以后回南非代替我的工作，他的学费由普兰吉旺达斯·梅赫达医生负责。通过他的介绍，我们和齐弗拉兹·梅赫达医生以及当时留学英国的几个印度人一起开了个会。大家商议之后，决定召开一个英国及爱尔兰的印度侨民大会，我在大会上发言了。
我认为侨居在英国的印度人应当为战争做一点事情。英国学生已经去参军了，印度人也不能落后。很多人反对这种主张。他们的观点是：印度人和英国人有天渊之别，印度人是奴隶，而英国人是主人。奴隶怎能同主人合作？奴隶难道不该趁这个时候以求得自由吗？当时我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我知道印度人和英国人的地位差别，但我并不觉得印度人已沦为奴隶。出现这样的局面，是某些英国官员个人方面的失误，问题不是出在英国制度方面。况且我们可以用爱来感化对方。如果通过合作能提高我们的地位，那我们便应该在他们急需帮助时主动支持他们。虽然现存制度是不完善的，但并不是不可忍受的，今天我的认识依然如此。如果我对那种制度没有了信心，因而拒绝同英国政府合作，那么当时我的那些朋友不但会对制度丧失信心，对官员们也不会有好感。
那些持反对意见的朋友们，认为那时正好可以大胆地向英国提出印度人的要求以改善印度人的地位。
我认为最好不要在这个时候乘英国之危，在战争期间不威胁他们是更恰当、更有远见的做法。于是我坚持我的看法，号召大家组成一支志愿服务队。很多人响应这个号召，几乎各省和信奉各宗教的人都有代表。
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克立威勋爵，告诉他这件事，表示我们愿意受训以承担医疗救护工作。
克立威勋爵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后，接受了我们的要求，并对我们肯在危难关头给予英国援助表示感谢。
志愿人员开始在著名的康特利尔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看护伤兵的基本训练，六周的时间虽短，却也全部学完了初步的课程。
我们这一班共有八十多人，六周后进行考试，只有一人不及格。此时政府给我们安排了军事上的和其他训练，这项工作由贝克上校负责。
战时的伦敦情况良好。大家没有惊慌失措，都忙着为自己的国家尽力做一点事。强壮的成年人开始受训入伍，老弱病残和妇女们可以做什么呢？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能做的工作有很多。比如她们可以做衣服、为伤员包扎伤口等。
当时有一个妇女俱乐部尽最大的努力为士兵们做了很多衣服。沙瑞珍尼·奈都女士就是这个俱乐部的一员，她全心全意地投入这项工作。我第一次见她时，她把一大堆裁好的衣服交给我，让我设法缝制好后再给她。我欣然接受了她的要求，在接受看护训练期间，我和朋友们缝制了许多衣服。
一百一十六精神上的难关
我们为战争服务的消息传到南非后，我便收到了两封电报。其中一封是波拉克先生发来的，他责问我现在的行动该如何与“非暴力”的信仰保持一致。
我早预感到了这些质问，我曾在自己主编的《印度自治》上讨论过这个问题，在南非也常与朋友们讨论这个问题。大家都承认战争是不道德的，如果我不想杀害我的敌人的话，就更不该参加战争，尤其是当我知道这场战争毫无正义可言或是并不清楚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意义时。当然朋友们都知道我曾参加过波耳战争，他们以为我的观点从那时起就已经改变了。
其实促使我参加英国的战争与我当年参加波耳战争的理由是一样的。我非常清楚，参加战争与“非暴力”水火不相容。但是一个人常会搞不清自己的职责，而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常常不得不于黑暗中探索。
“非暴力”是一个广泛的概念。而当突发的灾难来临时，我们都是无助的凡人。俗话说生生不息，这句话有很深的寓意。人类无法避免对外界的杀戮，无论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否则就无法生存。人的衣食住行必然包含着某种杀戮，即对生命的摧残，哪怕是多么微小的生命。因此，信仰“非暴力”的人，只要他的行动都是源于怜悯，只要他尽力避免对于微小的生命的摧残，并想方设法拯救他们，那他就能从可怕的樊笼中解脱，并增强他自制的能力和慈悲的同情心，但他不可能完全做到不杀生。
同理，“非暴力”的原则是维持所有生命的统一，一个人的错误会影响到其他人，所以一个人不可能完全做到不杀生。只要他依然是社会中的一员，就会不可避免地卷入社会本身为存在而进行的杀戮中。一旦两国之间出现了战争，一个信仰“非暴力”的人的职责就是阻止战争。但事实上，一个人是无法承担这种责任的，也是没有力量、没有资格抗拒战争的，他能做的就是参加战争，同时竭尽全力把他自己、他的祖国和整个世界从战争的伤害中解救出来。
我早希望依靠英帝国来改善我和印度人民的地位。我在英国时，得到了英国舰队的保护，在其武装力量下获得了安全，我已经直接进入其潜在的暴力。所以倘若我想要保持我同帝国的关系，继续在它的旗帜下生活，我只有三条道路可选：公开抗拒战争，按照非暴力不合作的法则，抵制帝国的军事策略，直到它改变其军事策略为止；不服从法律而因不文明的罪名入狱；站在帝国这一边，参加战争，从而获得抵抗暴力战争的能力。我正缺少这种能力，所以除了为战争服务之外，再没其他办法。
从“非暴力”的角度看，我认为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没有不同。凡是自愿加入匪帮的人，无论他是负责搬东西，还是负责警戒，还是负责看护伤员，他犯的罪其实和土匪们都一样。同理，在战争中负责看护伤兵的人，也不能逃避战争的责任。
接到波拉克的电报前，我已经对这件事情做了全面的考虑，一接到他的电报，又和几个朋友了讨论这件事，结论是我有责任参加战争。直到今天，我感觉不到我的想法哪里不对，也不后悔当时采取的行动，因为我到现在还坚持认为应该加强同英国人的联系。
我也清楚不可能说服所有的朋友都赞成我的立场。这个问题非常微妙，它允许各种不同的见解，所以我就向那些信仰“非暴力”的人和那些认真生活的人作尽可能清楚的说明。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应当尊重习惯，永远保持谦逊的态度，知错就改，无论付出多少代价都要改。
一百一十七小型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虽然我就这样带着一种责任感参加了战争，可是我不仅没能直接参加战争，事实上在紧要关头时，我还被迫展开了小型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我说过我们的名单一经批准后便有长官负责我们的军事训练事宜。我们觉得这位长官只负责技术上的事务，我则直接负责内部纪律等事务，长官要通过我来管理队伍。可是这位长官从一开始就让我们打消了这种想法。
索拉博吉·阿达加利亚先生为人机灵，他警告我：“要当心这个人，他像是存心要来当我们的主人呢，我们可千万别听他的。我们原本准备把他当做导师，但是他任命的那些年轻人自以为是我们的上司，不断地命令我们。”
这些年轻人都是牛津大学的学生，他们是被派来训练我们的，这位长官派他们来当我们的小队长。
我当然也看出了这位长官的粗暴，但是我还是劝索拉博吉不要着急，让他平静。不过他并不是一个轻易被说服的人。
“你太相信他们了，这些家伙会欺骗你的，到了你看清楚他们的真面目时，你就会让我们进行非暴力不合作了，那你又要很难过了，我们也会同你一起难过。”他笑着说。
“既然你决定与我同甘共苦，那么除了难过之外，你还指望什么呢？”我说，“一个非暴力不合作者是天生要被欺负的。就让那个长官欺负我们吧，我不是无数次地告诉你，欺人者终归是自欺吗，你忘了吗？”
索拉博吉大笑道：“那好吧，就让我们继续被人欺负吧。总有一天你会死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上面，后面还拖着像我这样的可怜人。”
这些话让我想起了伊弥丽·贺布豪斯小姐（现已故）写给我的一封信：“若是有一天你为了真理而走上断头台，我一点也不会感觉奇怪。愿神灵为你指示正确的道路，并保护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