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白爵士（现已故）和当地的其他朋友们来找我，希望我呼吁人民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其实他们多虑了，因为我也已经下定决心，在人民还没有学会维持和平以前，绝不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些朋友高兴地离开了。
然而，也有一些人不赞成我的这个决定。他们认为，如果我到处宣扬和平并将其当做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前提的话，那么群众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根本不可能发动起来。很抱歉我不能认同这样的看法。如果连那些曾经与我一起工作过的人都不遵守“非暴力”的原则，也不愿意自己吃苦的话，那么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绝无可能实践的。
我坚持认为，那些希望领导人民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人一定要能够保证人民在非暴力界限以内活动。直到今日我也对此深信不疑。
一百五十七“一个喜马拉雅山般的错误”
阿赫梅达巴的群众集会一结束，我就立刻去纳提亚了。就是在这里我第一次使用了“喜马拉雅山般的错误”这种说法，此后这个说法便广为流传了。在阿赫梅达巴时，我就隐约感觉到了自己的错误。到了纳提亚，看了实际情况以及听了凯达县有那么多人被捕的报告以后，我才恍然大悟，自己真的犯了大错，我号召凯达县以及其他地方的人民过早地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绝对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在一个群众集会上公开承认了自己铸成的大错，却招来了不少嘲笑，不过我绝不后悔承认错误，一个人只有坚持严于律己和宽以待人才能对自己和别人的错误做出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我认为身为一个非暴力不合作者，更应当恪守这个原则。
现在请我来讲述“喜马拉雅山般的错误”到底是怎么回事吧。一个人在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前，必须先尊重国家的法律，并自觉地遵守它。通常情况下，我们服从法律是害怕犯法后受到惩罚，尤其是对那些不含道德原则的法律，更是如此。举个例子，不管是否有禁止偷窃的法律，一个受人尊敬的老实人绝不会突然偷窃东西，可是他可能不会因为自己没有遵守在夜里行驶自行车必须开灯的规则而觉得自己犯了错。事实上，他可能不会很好地接受别人在这方面对他的善意劝告。可是如果想避免因违反这样的规定而受处分，他就必须要遵守这一类强制性的法规。这是服从命令，却不是有意识地、自觉地服从。
一个非暴力不合作者应该自觉地遵守法律，因为他将其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只有当一个人小心翼翼地遵守法律时，他才能判断出哪些法律是好的、公正的，哪些是坏的、不公正的。也唯有如此，他才具有采取有限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权利。我错在逾越了这个必要的限度。在人民尚未具备这些素质之前，我就号召他们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我看来这个错误真如喜马拉雅山那么大。我进入凯达县时，过往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一幕幕又涌现在我眼前，我惊奇地是，为什么自己那时就没有觉察到这么明显的事情呢？现在我明白了，在发动人民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之前，必须先让大家透彻地了解“非暴力”的深刻含义。所以在发动新一轮的群众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之前，必须先建立一支久经考验、心地纯洁而又完全了解非暴力不合作的严格规定的志愿者队伍，由他们来向人民阐明这些原则，并且夜以继日地执行监督。
我怀着这样的想法来到孟买，通过当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组织成立了一支非暴力不合作者志愿队，他们的责任是通过教育使人民理解非暴力不合作的内在含义及其意义。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印发关于这些内容的有教育意义的小册子。
然而在进行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要让人民对非暴力不合作主义中有关和平的方面产生兴趣，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应征担任这个教育工作的志愿者也不多。即便是那些真正报名参加了的人们，也很少按期经常进行有系统的培训，而且时间一长，担任这个工作的志愿者也越来越少了。我这才明白一切远不及我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一百五十八《新生活》和《青年印度》
一方面教育人民理解非暴力主义的行动正在缓慢艰难地开展，另一方面，政府的非法镇压政策也正在全力推行，尤其是旁遮普省，运动领袖们纷纷被捕入狱，政府发布了戒严的法令，其实那根本就不是法律，还成立了特别刑事法庭。这个特别刑事法庭完全是贯彻的工具。没有任何证据就公然违法地下判决书，让这里的人民惶惶不可终日。在我看来，尽管嘉里安瓦拉花园的惨剧震惊了印度和全世界人民，但是与旁遮普省的军事独裁相比，绝对是后者更令人恐怖。
我多次给总督写信，发电报，请求他准许我进入旁遮普，可是都没有回应。即便我贸然前往，但是没有许可证还是无法进入旁遮普，最后还是会被遣送回来。如果强行进入，那就不符合非暴力不合作的原则了，这让我进退两难。事情很明显，我周围没有我所需要的那种和平的氛围，旁遮普境内的肆无忌惮的镇压使空气中处处充满了火药味。对我而言，在此时展开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既使可能实现，也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只能是火上浇油。所以，我决定暂时不去旁遮普。每天我都能听到从旁遮普那里传来的迫害人民的消息，可是我只能坐在那里无可奈何地忍受着痛苦的折磨。
一手创办《孟买纪事报》的洪尼曼先生突然在这个时候被当局驱逐出境。我认为政府此举十分卑劣，直到现在我还能闻到这种行为的恶臭气息。我知道洪尼曼先生一直都奉公守法，他完全拥护我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决定，他劝我不要未经许可就前往旁遮普。事实上在我还没有对外宣布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决定之前，他就写信这样劝我了。只是由于孟买和阿赫梅达巴之间的距离较远，所以我在宣布了那个决定以后才收到他的信。他突然被政府驱逐这件事让我非常惊讶，无比痛心。
发生了这件事以后，《孟买纪事报》的其他董事们希望我可以担负起办这张报纸的责任。布列维先生负责那边的工作，所以用不着我做很多工作。不过依我的性格，我还不确定我是否能够接受这么棘手的工作。我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政府就下令停止出版《孟买纪事报》了。
经营《孟买纪事报》的那些朋友们，如乌玛尔·苏巴尼和尚卡拉尔·班克先生等，还经营着《青年印度》，由于《孟买纪事报》被查封了，他们就建议我担任《青年印度》的主编，而且他们建议为了弥补《孟买纪事报》被查封后留下的缺口，应把《青年印度》由周刊改为双周刊。我也觉得应该这样做。我也正好需要借这份杂志把非暴力不合作的内在意义传达给公众，而且至少可以为旁遮普的形势说几句公道话。所以我写的文章都隐含着对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宣传，政府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我愉快地接受了我的朋友们提出来的建议。
但是怎样用英语来对公众进行非暴力不合作的教育呢？当时我主要使用古遮拉特文工作。印都拉尔·亚兹尼克先生与苏巴尼、班克也是朋友。亚兹尼克正在经营一份古遮拉特文的《新生活》月刊，这个刊物得到了苏巴尼和班克等人经济上的资助。后来他们把这个月刊交给我负责，而亚兹尼克也会继续干下去，于是这个月刊便改为周刊了。
不久后《孟买纪事报》又获准复刊了，所以《青年印度》又改回原来周刊的形式了。对我而言，在两个地方出版两个周刊很不方便，而且花销也更大。因为《新生活》原来就在阿赫梅达巴出版，所以我建议把《青年印度》也搬到阿赫梅达巴来出版。
我想要这样做其实还有别的考虑，根据我在办《印度舆论》时的经验，我觉得办刊物应当要有自己的印刷厂。而且根据当时的印度出版法规定，如果我想自由发表意见的话，就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印刷厂，一般那种为了做生意而开设的印刷厂不敢承印我们这些承载着自由言论的刊物。既然在阿赫梅达巴办印刷厂比较方便，所以最好把《青年印度》也搬到这里来。
有了这两个刊物做平台，现在我开始尽最大的努力向我的读者们开展有关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教育，这两个刊物发行量很大，有段时间两者的发行量都达40000份以上。不过当《新生活》发行量激增时，《青年印度》的发行量却增长缓慢。我被捕后，这两个刊物的发行量都大大减少了，现在各刊的发行量都不到8000份。
从一开始我就反对在这两种刊物上登广告。我认为不登广告对它们不会有什么损失，相反，我相信这样还有助于保持刊物的独立性。
此外，出乎意料地，这两份刊物帮我保持内心的平静，渡过了精神上的难关。既然不可能马上展开新一轮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那么办刊物就让我有了与群众沟通我的思想和心事的可能。因此我觉得这两份刊物在这个严峻的形势下确实给群众提供了非常好的服务，对于揭露戒严法令的暴政也算是略尽薄力了。
一百五十九在旁遮普
米凯尔·奥德耶爵士勒令我要为旁遮普所发生的暴动负责，还有一些激进的旁遮普青年把政府戒严的责任归咎于我。他们认为如果当初我不让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继续下去的话，就不会发生“嘉里安瓦拉花园惨案”了。甚至还有人进一步恐吓我说，如果我敢去旁遮普，他们就会把我干掉。
可是我却认为自己的立场非常正确而且无可非议，凡是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误会我的意思。
我急于要去旁遮普看看。我没有去过那里，所以更想亲眼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原来曾经邀请我去那里的几个人，萨提亚巴尔博士、科其鲁博士和潘迪特·兰达吉·杜德·乔德理现在都被捕了。但是我觉得政府肯定不敢让他们和其他囚徒关在一起太久。我在孟买的时候，总有许多旁遮普人来看我，在这种场合里我常常会鼓励他们，也会给予他们安慰。当时我的自信心还是很有感染力的。
可是去旁遮普的计划总是一拖再拖。每当我向总督申请前往那里的许可证时，他总是说“现在还不是时候”，所以就这么一直拖下来了。
汉德委员会此时宣布要对旁遮普省政府在戒严期间所做的事进行调查。
西·弗·安德禄先生此时已到旁遮普，他在来信中向我描述了那里触目惊心的暴行，于是我知道了戒严时期实际发生的暴行比报纸上公开报道得还要严重。他敦促我立刻来旁遮普同他一起开展工作。与此同时，马拉维亚吉也发来电报让我立刻动身前往旁遮普。我再一次发电报询问总督现在可否进入旁遮普，他回电说等到某天之后就可以去了。现在我都记不清是哪天了，好像是10月17日。
在拉合尔见到的情景令我终生难以忘怀。车站里人山人海的，好像全市的人都出来迎接我了，他们在车站热切地期盼着我的到来，仿佛在等待一个阔别多年的亲人，而且见到他后就觉得欣喜若狂。我住在潘迪特·兰巴兹·杜德（现已故）的家里，而招待我的重任却落在了沙罗拉·蒂维夫人身上。说是重担也不为过，当时和现在差不多，凡是我住的地方总是门庭若市，人来人往的。
由于当时旁遮普的主要领袖都在狱中，所以潘迪特·马拉维亚吉、潘迪特·莫迪拉尔吉[印度独立后第一任总理尼赫鲁之父。
]和史华密·史罗德兰吉成为新的领袖。我与马拉维亚吉和史罗德兰吉是老朋友了，但和莫迪拉尔吉还是第一次打交道。这些领袖们，还有幸运的没有被捕入狱的领袖们，都与我相处融洽，所以在他们中间我一点都没有陌生的距离感。
关于我们一致决定不为汉德委员会提供见证的这件事，现在已经成为历史了。当时我们曾经公开发表过为何要采取这个决定的理由，所以在这里我就不重复了。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了，现在回想起来，我依旧认为当时那个抵制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绝对恰当的。
为抵制汉德委员会，我们成立了非官方的调查委员会，以代表国民大会党进行平行调查。潘迪特·莫迪拉尔·尼赫鲁、德希班度·希勒·达斯先生（现已故）、阿巴斯·铁布吉先生、姆·勒·贾亚卡先生还有我都当选为该委员会的委员，调查委员会主席由马拉维亚吉担任。为了便于调查，我们每个人都负责一片地区。除了负责很多地方的调查工作之外，我还负责委员会的组织工作。所以我有机会深入地考察旁遮普省人民的生活现状。
在调查的过程中，我认识了许多旁遮普妇女。虽然素未谋面，但她们都待我很好。无论我走到哪里，她们都成群结队地来看我，并献上了她们自己织的棉纱。我发现旁遮普可以成为一个生产土布的最佳场所。
我深入调查到的情况是，政府独裁和官员鱼肉百姓，这些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感到非常痛心。时至今日我依然想不通：英政府怎么能这样蹂躏在战时曾为他们供应了大量士兵的省份的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