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我从南京回到了台北。
飞行路上，我想着这条路，一九四九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迁都流亡台北，正是走着相同路径。当年《中央日报》老一代的干部，权倾一时；如今年轻一代，随着时代变迁正面临失业。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初迁台北，《中央日报》以一则自我安慰党国溃败的标题写下历史，“我军**，敌军追赶莫及。”
南京历史起始得早，却总结束得惨烈。从三国之东吴至东晋、再至宋齐梁陈，史上合称“六朝”；每个建都南京的朝代，总被它龙盘虎踞的风景、湖江风光之美色魅惑；但亡国丧钟，在南京总是敲得特别快、特别响。
四朝之后，隋军不只灭了陈，还将当时名为“建康”的南京城邑宫苑全面亡毁。木作，烧；石作，砸。人口一度高达一百万人的南京，第一段繁荣，就以如此灭绝方式，走出历史，告别第一道光彩。
唐代之后，这个无法自弃的长江河畔名城又渐渐光艳起来；金陵府之名，始奠唐朝。一三六八年，南京的时代来了；十四世纪刚过了一半，南京第一回成为大一统中国王朝的京城；这是南京最长的繁荣岁月。尽管不到五十三年，明成祖朱棣夺帝即迁都北京，南京只成留都；但当时南京人口已达一百二十万人；已然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城，巴黎仅排其后，遑论一片黄沙的北京。那一段南朝短短的五十三年宠幸，已足让南京往后不时闪耀王气之美；保留至今的古迹明城墙、明孝陵、全世界最独特的兵器之城“天下第一壅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祖父曹寅专为康熙制作皇服的“江宁织造”……这是明清。接着民国，孙中山再度设都于此、并最终葬身于此，留下不少民国遗址。
南京是一个喜剧、悲剧不断交错上演的城市。继隋军灭城近一千年，南京于二十世纪又遭逢一场持续六个星期的大屠杀。日本人从上海攻至南京，仗已然打得既疲倦又发疯。今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之地，即为昔日中华门古城墙外一九三七年日本要中国人自己挖壕沟，实践一个中国着名的成语“自掘坟墓”之地。刺刀一刀又一刀杀死孤苦恐惧的百姓；根据史料，南京死难的尸体可以沿着长江河岸从南京一路排至杭州，足够装满二千五百节车厢；一个个叠起，可叠七十四层楼高。
大江东去，千年，百年，六十年皆过去了；悲剧、喜剧也纷纷落幕了。历史本来对任何一个个人或朝代，都无太多眷恋之意。历史，有它的无情。
二○一一年四月中，我随着趋势科技创办人之一陈怡蓁第一回访南京。明城墙、中山陵、雨花台……无论纪念伟人、杀汉奸、追思烈士或朱元璋巧思的“瓮中捉鳖”城墙兵器，竟然全抵不上亡国逸乐的秦淮河迷人。
搭着画舫，在二○一一年夜间，人们不只“犹唱**”，一家接着一家的仿明建筑倚河临江，卖起没话说的高档淮扬菜。秦淮灯会，打自明代年间已然民间盛事，明末着名的文人张岱钱多到不行，为了打造别具生面的灯具，还特请福州师傅花了两年完成大花灯。时间一下子在我们眼前跳了四百年，秦淮河还是依旧美如仙境。差别仅是当年点烛火，现下不只玩灯具，古桥上还缠绕LED灯泡。秦淮河让墨客文人流连忘返的艺妓，被清廷灭了，反流传京都。董小宛、陈圆圆、苏小小只留像于夫子庙墙，有时游河拐个弯，成了会动的人像灯具，向游客打招呼。今日她们的虚拟形象，有了新的经济目的；明代艺妓逝往的逸乐遥想，如今是“拉动内需旅游业”大陆十二五规划的政策推手。
枪声、雨声、毁灭声、哀叹声皆了，如今南京安安静静地在中国南方扮演新的“科技研发”软件城市角色。这些年来，一直跟在英雄北京哥哥身边、繁华上海姊姊身后的南京，学会摆脱大时代残酷扭曲的纠缠束缚，点画宛转，雍容也独善其身地给自己走了一条特殊的软件研发道路。
南京在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的份额很小，但它却是最早成立软件而非硬件廉价代工的科学园区。早期以软件外包为主，现在全面冲刺高附加价值的软件开发。趋势科技因缘际会二十年前已进驻南京雨花园区；这里离着名的雨花台公园相隔车行仅十分钟。六十年前国民党杀汉奸殷汝耕、行刑南京大屠杀日军战犯山原及地下党员，如今雨花台只是一个公园，它的主要功能是南京市之肺；当地植树植林之美，仅次于中山陵。
南京之所以成为众家软件科技产业的重镇，理由与新竹科学园区相同；南京当地也有两大理工学院，一是全中国名列前茅的南京大学，另一是东南大学。他们曾一度为了快速培植科技人才，分别开设“少年班”，也就是资优”天才班”；这些小天才十九岁毕业后留美，其中一位在美国结识趋势科技核心干部，就此开启了南京第一家雨花软件园区国际公司。
如今那位小天才，在趋势科技成功上市后，已大赚一笔财富。他颇具南京人逸乐的基因，四十岁不到，已闲云野鹤游乐全世界；比当年张岱从绍兴、杭州逸乐玩至秦淮河，场面大多了。
南京的老人，眉头或还有一点纵深褶痕，年轻人则已无牵也无挂，安逸地过日子。许多高科技软件公司选择进驻南京，一因这儿人才多，大学好；另一个主因，南京一住下来，人就不想走。钟山巍巍，玄武湖眺，秦淮明艳……员工不习惯跳槽，流动率低，人事稳定。
我在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分别演讲两场。本来只是想跟当地的孩子们分享他们面对金融危机时代与全球变暖威胁；晚上七时开讲，中午却已开始占位排队，到了晚间两千人爆棚，还得劳烦挤不进场地的学生们，手抓着窗边铁栏杆站着听讲三小时。
他们如此踊跃出席，不是为了其他原因，而是认为自己被锁在一个不够理解世界的国家；渴望外来的我给予真正答案。演讲时，我先和他们玩趋势科技软件投票游戏，第一题先投，“我老，还是不老？”九成的人惊讶我已五十三岁，却仍有三十三票投“老”。我请他们自白，谁是那三十三“烈士”？结果一人勇敢举手；我立刻脱口，“拖出去斩了！”全场哄堂大笑。
两场演讲我特别想让当代大陆最优秀的学子们表态一个题目，“二十年后，中国是否超越美国？”令我惊讶的是，学生压倒性地一致认定“不可能”！一批人当场大喊中国太差了，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太低、民众素质不佳，贪官令人愤怒？？我们隔海有人以为“中国自大”，自居G2；但在中国最优秀的九大科技大学之二，我看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们谦虚努力、年轻自信，但对时局有意见，觉得中国太落后，要更好。
临别时，我握了许多年轻人的手，感觉他们对世界渴望的体温。或许同样身处令人意乱心慌的通膨年代，或许他们不再拥有十多年前前辈一挖就是一大桶金的机会；但我在南京孩子们的眼睛里，看到久违追求知识与国际信息的渴望。
在一个数度面临毁灭，又永远雍容华贵的南京城；我留了一句话给当地学生们。一七九九年乾隆驾崩，当时中国早已是停滞的帝国，清廷却浑然不知。如果一八二○年，我在伦敦也举办类似投票，“二十年后英国会不会超越中国？”百分之九十的英国人同样回答不会；中国人则百分之百回答绝对不会。但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英国打败了中国。
一个时时鞭策自己的国家，会往上爬；反之，每天自我感觉良好的国度，只会往下走。
在南京，忧患与安逸，悲剧与欢乐，永远并存。那个城与那个城里的孩子，令我怀念。
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商女犹唱**的南京新修秦淮河夜景。（刘建华/FOTOE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