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一如我们所说的自由精神们——是责任最广泛的人，是对整个人类发展最有良心的人。他们会将宗教用于教育事业，就像运用政治与经济制度一般。他们充当着驯养者、筛选者以及破坏者的不同角色，发挥着创造者与塑造者的影响力，借助宗教进行训练，按照其魅力与保护之下的人的类别进行分类处理，产生多面而迥异的影响。倘若是强者或独立者，则要他们先发制人，发号施令，让他们体验居于统治地位的种族的理性与艺术。宗教主要充当的是镇压反抗的工具，以维护统治。
它是一条连接统治者与臣仆的纽带，使后者将想要逃避服从的与透露内情的良心托付于前者；而一旦出现倾向于如此高贵出身的个别特例，由于精神的高级而倾向于一种裸的冥想生命，并且出于维护自己统治术的需要仅保留精明的天资（通过遴选高徒或者教团兄弟的手段），那么宗教也能够用来创造摆脱凡音与粗俗官场的安逸生活，能够创造避开从政所沾染的肮脏的纯洁。像波罗门门徒就很清楚，如何借助某个宗教组织获得操控民众，推选符合他们意愿的国王的权利，而自己则置身事外，认为自己负有比国王更高的使命。与此同时，宗教也指导一部分的被统治者，以便为后来的统治者与发号施令——即那些冉冉升起的阶级与等级制度做准备。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幸运的婚俗使意志力（即自我统治的意志）总是处于上升状态——宗教为他们提供充足的动力与诱惑，最终走上高等精神之路，去体验伟大的自我克制感、深沉与孤寂感。
倘若一个种族想要摆脱卑微的出身，由奴仆变身为主人，使自身上升到统治地位，那么禁欲主义与清教主义充当了最为关键的教育工具与贵族化工具。宗教，把一种满足于现状的、知足常乐的精神给予了占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他们的存在即是为了从事普遍的徭役，也唯有此他们才被允许存于世间。安于此种处境与分类有赖于内心的无限安宁。这是将服从高贵化，是和其同类共有的苦与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全部日常生活中的卑微琐事及其灵魂匮乏的半兽性的美化与神化，更是为此所作出的辩护。宗教用它的方式对生命起到的重要性，即是将和煦的阳光遍洒在这些受苦人的身上，以使他们能够忍受自己的生活。宗教在此所起的作用，如同一种伊壁鸠鲁哲学对较高等级的受苦之人所发挥的作用一般，似乎是在彻底利用痛苦益智安神，最终使之神圣化并充当辩护。或许除了教诲低等人的艺术——即利用对置身于更为高级的事物假象秩序的虔诚——之外，基督教与佛教再没有令人可敬之处了。在这种秩序之内，他们活得更为艰辛，而他们恰恰需要这种艰辛——自我拘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