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战国之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渐让位于商品经济，到了两汉，商贸越来越发达，职业分工趋于专业，然而东汉末年以降，一切工商秩序被践踏破坏，主要表现有三：
一是货币无法正常发行。董卓之后“钱货不行”，老百姓以谷物和布帛为货币，《晋书》记载，永嘉之乱后，河西一带“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到后来，不得不进行实物交易，北齐时期，“钱皆不行，交易者皆绢布”，市场机能严重退化；
二是地方割据，坞堡林立，全国性的统一大市场遭到破坏。民众躲避战祸，向往封闭自足的自然经济，陶渊明笔下的、那个“不知魏晋”的“桃花源”成了最美丽的生活理想。北朝后期的儒生颜之推（531－约595）写过一部流传甚广的《颜氏家训》，在“治家篇”中，他教育子孙们说，“最好的生活就是自己耕田吃米，亲手种桑织麻，所有的生活器具，从一只鸡到一头猪，从一把锄头到一根蜡烛，都是能自给自足的，所求于外部世界的，只有盐而已。”
三是城市文明屡兴屡毁。市井工商，事关民生，所以是一种“速生的植物”，只要有十年的太平时光，就一定会莺飞草长，宛成气象，二十年便能出现巨富之家，三十年可造就繁华都市，然后，政权动荡，兵戈再起，一切锦绣灰飞烟灭，轮回重新开始。这便是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间，一再上演的剧目。此等故事，以洛阳最为著名。
洛阳在两汉时期已是天下出名的繁荣之地，公元186年，发生董卓之乱，董军攻占洛阳，将方圆200里以内的宫室和民房一律焚毁，把数十万人向长安驱赶，洛阳化为—片废墟，曹操曾赋诗记录道：“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焚烧。垣墙皆顿僻，荆棘上参天。”曹魏时期，洛阳被定为首都，再度复活，盛极一时。公元301年的“八王之乱”时，洛阳先后四次被叛军洗劫，被杀民众达20万之众。到了“永嘉之乱”的公元311年，匈奴人刘曜攻陷洛阳，烧毁坊市，杀诸王公及百官以下三万余人，再毁。到公元493年，魏孝文帝迁都于此，洛阳重新恢复生机，历三十年，再次成为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其文物典章，极为可观。
北魏文学家杨炫之在《洛阳伽蓝记》中详尽记录了当时洛阳的繁华：出西阳门四里，有一个规模惊人的“洛阳大市”，方圆八里，按行业分类，有通商、达货、调音、乐律、退酤、治觞、慈孝、奉终、准财、金肆等十个大商业区；城东有专卖南方水产的集市和马市，城南四通市卖本地水产。在洛阳的市场里，吃、穿、戴、用、玩乐之物，婚丧喜庆所需物品，还有天下难得之货，应有尽有，南北口味色色俱备，可以尽情享乐游玩。在洛阳的市场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味八珍，仆隶毕口”。洛阳城里最著名的大商人叫刘宝，他的店铺遍及全国，在州郡都会之处，都有他的宅子，各养骏马一匹，据说他还能控制食盐和粮食的价格。
由洛阳向西的国际贸易也十分活跃，“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从这段文字可知，从洛阳到罗马，商脉绵延，万物汇集，当时仅在洛阳经商并成永久居民的外国商人就达万家之多，此城俨然已是世界上少见的国际大都会。
可是，到了公元528年，契胡族人尔朱荣发动叛乱，洗劫洛阳，把城里的贵族富户消灭殆尽，全城再次死寂。到547年，曾经目睹洛阳盛况的杨炫之看到的景象是：“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
这还不是毁灭的终点，随着战事的结束，洛阳竟再次复苏，可是，到了公元583年，东魏和西魏为争霸中原，展开洛阳争夺战，东魏大将侯景攻陷洛阳后放火烧城，又把辛苦堆砌起来的繁华付之—炬。
魏晋南北朝期间，几乎所有的大郡都市都经历过类似的屡毁屡建，与洛阳齐名的中原重镇长安至少遭过四次大劫，而南方的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则三次被夷为平地。在这样的乱世之中，商业的衍续及商人的命运便如镜花水月，永无定数。
自“董卓之乱”后的近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十分奇异的“插曲”。在这期间，人民饱受战乱之苦，东汉末期的公元157年，全国已有人口7200万，到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晋朝时竟锐减至2400万，只剩下三分之一。到公元300年，人口好不容易恢复到3380万，可是“八王之乱”爆发后，人口死亡过半，西晋南迁时，汉族人口甚至已不到1500万。翻开这段史书，到处是残酷杀伐、屠城流血、阴谋政变。
不过，魏晋南北朝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思想大解放时期。随着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瓦解，思想禁锢被打开，各民族互相交融，呈现奇葩争艳的绚烂景象，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一书中称：“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难以计数的军事家、绘画家、文学家、生活家、宗教家。
另外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是，随着西晋被灭，大量中原世族和民众渡江南下，极大地促进了长江流域的农业和工商业经济，中华文明开始了一次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大迁徙。
作为主流的政治和经济型态，世族和庄园经济在魏晋南北朝也出现了一个不断衍变的过程。
曹丕创建魏国时，在官员推选制度上发明了九品中正制。政府在各郡州设置“中正官”一职，将当地的优秀人才分别品定为九级（品），以此选拔官员，其标准有三，分别是家世、道德和才能。这一制度推行之后，“中正官”一职务很快被各地世族垄断，才德标准仅成摆设，家世成最重要的选材条件，于是便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景象，进一步强化了世族的参政能量。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评论说，此后，官僚逐渐贵族化了，那些“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的士宦们，多半不愿去经商牟利，同时，商人要跨进政界，也不免遭受当时讲究身分的障碍。
南北分裂之后，天下鼎沸，无权无势的农民为了苟延生存，不得不依附于世族地主，从而更加增强了后者的力量。当时把世族修筑的城堡称为“坞堡”，在广袤而动荡的北方原野上，到处林立着森严的坞堡，北魏时代，河北有韩、马两姓各两千余家，“劫掠道路，侵暴乡闾”（《魏书·韩胤传》）。甚至大族聚居，一个宗族就有将近上万户人家，炊烟连接，房屋比邻而立，延绵不绝。据邹纪万在《魏晋南北朝史》一书中的统计，永嘉之乱后，坞堡组织发展至高峰，譬如魏郡、汲郡有五十余，冀州有百余，雁门、太原等地有三百余，关中地区最多，有三千余，各地豪强纷纷结坞自保。
这些世族的势力实在太大，北魏政权初建时曾实行“宗主督护制“，以利用这些世族地主来暂时地维护基本的社会秩序。在《北齐书·崔陵传》中还记载了一个细节：当时中原以崔、卢、李、郑为四大名门望族，其中又以崔姓为首，与崔家联姻的都是堂皇家族，有一年，当朝的娄太后为博陵王娶亲，纳崔陵的妹妹为贵妃，太后特别关照前去提亲的中使说，“一定要办理得风风光光，千万不要被崔家的人笑话了。”连皇室都担心被崔家看不上眼，可见世族之显赫崇高。
世族经济归根到底是权贵经济，由权牟利，是最快捷的致富途径，因此，在这种社会型态之下，“导致中国历史上前所罕见的官商勾结与官僚资本。”
在各部史书上随处可见各路世族诸侯靠割据一地而大肆敛财的事迹：三国时，公孙瓒据易京，自筑高城，所宠信的人大多是商贾之辈，官商联手，闹得民怨沸腾。西晋的世族大吏刁逵“有田万顷，奴婢千人”。到了北齐时，各位王爷提拔自己的属官，大多从富商之中选择，而一些高官的家里，每天出入的都是富商大贾。连在边境驻守的将领都没有太多的心思用于军事，而是以通商交易为主业。北齐政权还公开卖官，以致于“州县职司，多出富商大贾”。广州在当时已经是南部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南齐书》记载说，只要当上了广州刺史，骑马一过城门，就相当于得了三千万的财产。
世族模式发展到魏晋晚期已经非常，世族子弟的富贵得来实在太过容易，早就失去了进取之心，他们穿着华丽宽大的衣袍，出门要坐车，进屋需扶持，还整日里“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以致于“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连马与老虎都分辨不出，如此子孙，当然已不堪用世。所谓“魏晋风度”，正是世族门阀日暮夕阳的生动写照。东晋之后的宋、齐、梁、陈四代，其开国皇帝都是“寒族”出身，而各级高级将领更是多由平民出身的人士担任。
【企业史人物】石崇斗富
在整个魏晋时期，最出名的富豪是石崇（249年－300年），他便是官商一体的典范。
石崇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美男子，他的父亲石苞当过大司马。综合各类史料来看，石崇致富靠的是三种办法，一是抢劫，二是兼并土地，三是从事水碓业――水力舂米作坊。
《晋书·石崇传》记载，依着父荫，年纪轻轻的石崇就出任南中郎将、荆州刺史，荆州是当时天下最繁华的州郡之一，石崇在这里靠抢劫过往商客，而获得了巨额财富。在完成原始积累之后，他继而大量兼并土地，在洛阳城的西北方建立了一个方圆广大的私家庄园――金谷园，该园到底有多大面积，没有文字记载，不过石崇在里面圈养的美艳奴婢就有千人之多，足以让后人想象。金谷园名气非常大，甚至被写进了《水经注》，郦道元谓其“清泉茂树，众果竹柏，药草蔽翳”。
水碓是一种用流水带动的舂米机械，是当时的一项“农业高科技”。由于这种水力机械投资较大，而且须截水推动，妨碍灌溉，常为朝廷禁止，所以唯有权贵者才可能得到特许经营，所得收入称为“舂税”，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能带来暴利的垄断性产业。《全晋书》记载，晋朝的开国功臣王浑就曾经上表皇帝，要求特许经营水碓，同时恳请在洛阳方圆百里之内，不得他人经营。石崇的金谷园里有水碓三十余处，垄断了周边地区的舂米业务。
由权而商，由官而富，财富得之容易且无需投资扩大再生产，所以奢侈挥霍也成必然，后世流传的石崇故事，全部与斗富有关。
有晋一代，王家是最著名的世族之一，其中又以晋武帝的舅父王恺最有钱，石崇就跟他缠斗不已。王恺饭后用糖水洗锅，石崇便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做了四十里的紫丝布步障，石崇便做五十里的锦步障。有一回，晋武帝暗中帮助王恺，赐了他一棵二尺来高的珊瑚树，枝条繁茂，世所罕见。王恺把这棵珊瑚树拿去向石崇炫耀，石崇只瞧了一眼，就顺手用铁制的如意将之敲碎，然后，他命令手下的人把家里的珊瑚树全部搬出来，这些珊瑚树的高度有三尺、四尺，树干之美更胜一筹，弄得王恺惆怅不已。
金谷园里夜夜笙歌，每次聚饮，石崇必让美人斟酒劝客。如果客人不喝，他就把美人杀掉。有一次，王家的另外两个著名人士丞相王导与大将军王敦去石家赴宴，王导向来不善喝酒，但怕石崇杀人，当美女劝酒时只好勉强饮下。王敦却不买账，硬拗着偏不喝，结果石崇连斩了三个美人。
石崇斗富甚至还斗到了皇帝头上，据《耕桑偶记》载，有一年，外国进贡一批十分珍贵的火浣布，晋武帝制成衣衫，跑去石崇那里显摆，石崇故意穿着平常的衣服迎接武帝，身后跟着从奴五十人，却个个都身着火浣衫。
石首富如此张扬，当然难得善终，后来终于被安了个罪名，砍杀于东市。临死前，他叹息说：“这些小子还不是为了贪我的钱财！”押他的人说：“你既知道人为财死，为什么不早些把家财散了，做点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