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足额征收，朝廷还出台了举报有奖的政策，凡举报“税间架”的，赏钱五十缗，举报“除陌钱”的，赏钱十缗。这一制度无疑是从汉武帝那个臭名昭著的“算缗令”和“告缗令”脱胎而来的，推行之后，民间怨声载道。
即便这样，德宗还是觉得要武装削藩的钱仍不够用。有人就建议，应该向京城的富商们“借钱”，每户只能留下一万贯，其余全部“借”给政府，如此，只要搞掂十几、二十个富商，国库就满了。还有人计算了一下，如果要对各路不听话的节度使同时动兵，每个月的开支约一百万贯，如果有五百万贯，可以支撑数月，大抵就够了。
于是，德宗下令在长安城内清查所有富商的财产，有不从者以刑法伺候，长安令薛苹带着全副武装的军士，开着兵车，在各大坊市之中搜索，民众不堪忍受他的鞭笞，有当场上吊自杀的，整个都城乱成一团，好象被盗贼洗劫过了一样。这样搜刮了一遍下来，得到了七十万贯，德宗觉得不够，然后又专门对长安城里的钱庄进行了新一轮的清查，办法当然还是“拷索之”，结果，又拿到了一百四十万贯，这才“鸣金收兵”。两次大行动共得二百一十贯，www.youxs.org，也就是说这两次“合法抢劫”一下子就搜走了六、七年的货币发行量之和。
这个一心要学汉武帝的唐德宗，学到了后者的铁腕强悍，却没有学到他的技巧智慧。他杀了“桑弘羊再世”的刘晏，导致在财政政策上强硬过度而缺乏灵活性，在军事上，他也没有找到自己的霍去病和卫青。
公元781年，就在处死刘晏的第二年，壮年气盛的德宗亲自在长安设宴犒劳征讨兵马，打响了武力削藩的战役。各地节度使联合犯上对抗朝廷，中央军屡战不胜，甚至在两年后被攻破长安。德宗不得不被迫出走，还下“罪己诏”，声明“朕实不君”，赦免了那些叛乱的藩镇，承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又历数年，叛乱的藩镇才分崩瓦解，叛乱平息。此后，灰心丧气的德宗再不敢轻言削藩，地方割据之势，此后再无改观。
中唐之后的一百多年，与盛唐宛成对比，民间活力日渐丧失，国民经济再次陷入到衰退循环之中。其情其景，几乎是历代末世所共见。试以两个政策为证。
一曰“和籴”。和籴的意思是指官府出资向百姓公平购买粮食，唐代建国之后，就推行这一政策。中唐以后，和籴往往通过各府县按散户配人的方法强制进行，不仅没有公正的价格，而且在购买时多以“杂色匹缎”充数﹐使民户又受到一层剥削。《新唐书·食货志三》就明白记录说，宪宗即位之后，每当丰收之后，政府强买民米，比赋税还要严酷，“号为和籴，其实害民。”
一曰“白望”。长安城的东、西两市中，有一个特别的区域称为“宫市”，是专门向皇宫供应商品的地方，皇宫里的太监到这里购买商品，会有一些人充当“白望”，站在集市上左右张望，看到中意的商品，便以很低的价格收购之，有的时候，甚至“白取其物，不还其价”。《资治通鉴》中记录说，每当太监们出动，很多商贾都会“撤业闭门”。白居易在名诗《卖炭翁》中便生动地描述了一位卖炭老翁在“宫市”上被欺负的景象——“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除了“和籴”、“白望”等现象之外，国有专营制度的流弊更是逼现无遗。在最重要的支柱性产业――盐业上，政府对民间的盘剥暴露得尤为显著。自德宗之后，有政府靠山的大盐商控制了食盐的产销，盐价年年上涨，官民矛盾空前突出，民间出现了武装贩盐的盐枭集团。
公元821年（唐穆宗长庆元年），当时国内最著名的文学大家、后世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专门上呈《论变盐法事宜状》，对食盐专营提出了异议。他详尽地比较了官卖与私卖的差异：
其一，私人卖盐，灵活多变，官府卖盐，受制度约束，死板呆滞。
其二，偏远地区，百姓稀少，官府卖盐得不偿失，不愿前去。一旦前去，难免让地方上干这干那，事虽不大，骚扰不小。这些弊病都是私卖时没有的。
其三，官营盐业，行政管理成本越来越高，盐税还没有征收到手，花费已是不少了。而且，事情一涉及官吏与百姓打交道，就必然有敲诈勒索的事发生。
其四，在食盐运输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强行摊派的事情，老百姓不堪其烦，宁可去赚私家的五文钱，也不愿意赚官家的十文钱。
最后，韩愈对盐业专营给出的最后结论是两句话：“不惟大失人心，兼亦惊动远近”。
韩愈在当时文名之高，无出其右，不过在官职上却不过是个国子祭酒、兵部侍郎，也就是副部级官员，其上疏终于没有能够改变既定的政策。
任何专营制度一旦执行时间持久，必然会出现寻租阶层和特权化，官商勾结形成权贵经济，势在难免。史书所载的晚唐富商，多与官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政府最终之所得，必不如权贵商贾之所得。
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非常著名的长诗《盐商妇》，描述的就是当时的情形――“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由此句可知，即便以支撑中央财政半壁江山的盐税而言，也是私家得大，官家得小，而从盐政制度的安排来看，这一“私家”显然非普通之人。进而在分析其原因时，白居易把矛头直指桑弘羊，认定这样的人物不但汉代有，当今也有――“好衣美食有来处，亦须惭愧桑弘羊。桑弘羊，死已久，不独汉时今亦有。”
晚唐的“官商一体”已到了纲常败坏的地步，《册府元龟·将帅部·贪黩》记载，当时有了叫李泳的长安商人发财之后贿赂中央，竟然当上河阳节度使，成了一方诸侯——“贿赂交通，遂至方镇”。《太平广记·郭使君》则记载，一个目不识丁的富豪靠行贿当上了横州刺史。
其次，由于藩镇割据这一顽痼在中唐之后从未彻底解决，中央的集权能力日渐薄弱。据《新唐书·地理志》资料统计，中、晚唐时期全国共分十五道，计316州，唐皇室能够控制的只有六分之一左右，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中央与地方在专营利益上的争夺愈演愈烈，其中以矿业表现得最为突出。
刘晏治国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盐业的专营上，矿业管理并没有得到同步加强，地方节度使、都团练使乘机抢占矿业之利的情况愈演愈烈，即便聪慧如刘晏，也一筹莫展。志大才疏的德宗即位之后，宣布中央政府对全国的铜铁矿产资源拥有惟一的所有权，禁止地方政府插手染指。此令与他的武装削藩行动几乎同时推出，当即遭到各路节度使的抵制，始终无法落实，其拉锯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到了五十多年后的836年（文宗开成元年），朝廷终于做出让步，宣布停止对各地矿业的统管，允许地方政府委派官员自主经营，不过必须向中央上缴一定的矿业之利。然而，地方上拿到合法的经营权后，再也不理睬朝廷，以致中央财政每年从矿利所得的收入非常可怜，竟还抵不上一个县的茶税。
又过了十多年，到了宣宗时期，不甘利益旁落的朝廷又下诏书，重新规定由盐铁使统管各地矿业经营，可是由于中央集权已然弱势，这道命令很快就不了了之。
由于征收乏力，中央财政就变成了“讨饭财政”，最后沦落到要靠地方诸侯的贿赂才能维持的地步，出现了所谓的“羡余制度”。
“羡余”的意思是“地方政府收支相抵后的财政剩余”，其实就是在正常财政上缴之外，节度使们对皇帝的特别进贡，《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各路节度使，或新列税捐，或截取户部钱财，把所得的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进献给皇帝个人，其美名曰“羡余”，其实就是公开的行贿。宋代学者欧阳修对此评论说，“连天子都要干受贿的事情，那么，老百姓就更加的不堪了。”
相对于国营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强势霸道，民间资本的流动也出现了日渐恶化的趋势。刘玉峰在《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中具体陈述了中唐之后民间工商资本的五条出路：
奢侈消费——挥霍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许多富商大贾衣必文采，食必梁肉，奢靡无度，表现出穷奢极侈的突出特点。晚唐时期，许多商人“恣其乘骑，雕鞍银镫，装饰焕烂，从以童骑，聘以康庄”。
交通权贵——以钱铺路，钻营为官。许多富商巨贾“高赀比封君，奇货通倖卿”，积极谋取政治利益。元稹在长诗《估客乐》中描述富商大贾们竭力经营官场，“经游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迎客兼说客，多财为势倾。客心本明黠，闻语心已惊。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归来始安乐，富与王者勍。”到唐末懿宗时，用钱买官已是司空见惯。
购买土地——与汉代相似，靠工商致富的唐代富商大贾把大量资金用于购买土地，进行土地积聚，仍走着“以末致富，用本守之”的传统路子。代宗年间，大臣李翱在一道策问中说，在三十年里，天下田亩被豪商兼并了三分之一。到懿宗朝，已是“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使得社会财富占有极端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