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王安石
1068年8月，大宋熙宁元年，在首都汴梁的延和殿上，当世知名度最高的两位学者、政治家当着皇帝和满朝文武之面，展开了一场不留情面的舌战。这是继公元前81年的那场盐铁会议之后，又一次记录在案的、关于国营化政策的大辩论。
上一年的1月，宋英宗驾崩，长子赵顼登上皇位，是为宋神宗，他年方二十，血气方刚。此时的宋王朝已开国一百一十余年，农耕社会的“太平病”又犯作了起来――土地兼并大量增加，权贵及豪强商人占有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他们还控制了重要的产业经济，贫富差距显著拉大，国内社会矛盾突出，更糟糕的是，中央财政虽然比立国之初增加了四倍，但还是出不敷入，发生重大危机。宋神宗立志于“富国强兵”，他对宰相文彦博说：“天下的弊端实在太多，不改革不行了。现在最首要的事情是增加收入。”——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历代推行激进主义变革的皇帝大多都是年轻人，如秦孝公、汉武帝、唐德宗、宋神宗以及晚清的光绪帝等等。当时朝中重臣都是所谓的“大儒名士，文雅君子”，神宗一个也看不上眼，他选中了地方官出身的王安石（1021—1086）。
王安石是一个官场“另类”。他的文采极好，与韩愈、柳宗元、苏轼等人并称“唐宋八大家”。他常年在基层当官，历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对行政关节十分娴熟。而平日里，他不修边幅，独来独往，个性十分孤傲，在注重享乐和礼数的士人中显得格格不入，时人讥笑他不通人情世故，戏称之为“相公”。
开放－管制－半衰－崩溃，循环往复，轮回重现，这是中国历代治乱的宿命，而每当经济出现重大危机之际，必会出现一位重量级的理财大师，他成为那个朝代的转折点。在宋代，这个人正是王安石，他对宋神宗建言说，要“富国强兵”，就必须“摧抑兼并，均济贫乏”，而惟一可行的办法是仿效伟大的汉武帝，执行国家主义模式，由政府全面管制所有重要的产业领域。
王安石的政策建议遭到朝中众多大臣的反对，延和殿的廷辨就发生在这一时期。与他面对面地交锋的是翰林侍读学士、文坛领袖司马光（1019－1086）。因为宋朝对文士非常宽松，所以大家的言论就十分放肆，双方的辨锋非常犀利。
这场辩论是从要不要“辞赏”引起的。神宗登基后，带领众大臣去天坛祭祀，按惯例，皇帝赏赐了大臣们。而大臣们也按例上书辞让赏赐。
司马光请神宗接受大臣们的“辞赏”，他说：“当今国用不足、灾害频繁，首要之举，正是削减政府支出。”
王安石大大的不以为然，他说，“国家富有四海，大臣们的收入有限，靠节省开支，实在起不了大的作用，不是当今的急务。”
司马光反问说，“那你说说什么是当今的急务？”
王安石说，“国家财政不足，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找到善于理财的人。”言下之意，站在对面的司马光等人都是空口儒生，只知“省钱”，不懂开源。
司马光反讽说，“所谓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把头屑都收集起来，用簸箕扫聚细碎，尽力地搜刮民财。如此下来，老百姓困苦不堪，流离成盗寇，这难道是治国之道吗？”
王安石说，“这当然不是善于理财的人，真正高明的人，不在老百姓身上征税而国库却无比充足――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在熟读史书的司马光听来，这一句“民不加赋而国用饶”非常刺耳，他当即反驳说，“这是当年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司马迁把它记录下来，讥讽武帝被蒙蔽了。天地之间所能生产的种种货物，只有那么一个数量，不在民间，就在政府，桑弘羊说他能够让国库充沛起来，不从民间获取，哪是从哪里得来的？如果真的象他所说的那样，那么，武帝晚年怎么会出现盗寇蜂起的情况？难道不是人民因为穷困而造反的吗？这样的话怎么可以拿来作为国策讨论呢？”
以司马光之见，桑弘羊和王安石所标榜的“不加赋”其实比“加赋”还要坏，因为，“所谓不加税赋而国库充足，不过是想办法偷偷的夺取民间财富，它的害处更甚于公开的征税。”
双方你来我往，辩论了很长时间——“争论久之”。在这场火药味甚浓的大论战中，朝中重臣大多站在司马光一边，神宗徘徊其间，无比为难，在延和殿上，他对司马光说，“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转过头去，又同意王安石的主张，“不允”辞赏。为了坚定皇帝的决心，王安石就对他讲了一句日后非常著名的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言与一千多年前商鞅对秦孝公所说的那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前后呼应，如出一辙。
有关延和殿廷辩的记录出现在司马光的文集中，因而看上去，似乎是反对派占了上风，而实际上，这些质疑的声音一点也没有影响到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决心。六个月后，宋神宗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全面负责变法事宜。王安石迅速地提出了一个整体配套改革方案，相继颁布十余条法令，其中，最重要的三大经济政策如下：
均输法——全面垄断重要资源的生产和销售，一改实行多年的“买扑”、“钞引”等通商制度，朝廷专设发运使一职，财政拨划专项采购周转资金，统购统销，国营专卖，；
市易法——全面垄断城市的商品零售，在各地设立市易司，由政府拨出本钱，负责平价购买“滞销商品”，到市场缺货时出售，商品价格由市易司划定；
青苗法——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农户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每笔贷款的利息为20％，一年可贷两次，利息总计为40％。
这三大政策，前两者是“桑弘羊版本”的复活，青苗法是王安石的独创。就跟所有的计划经济大师一样，王安石的初衷其实就是两个：第一，尽可能多地增加中央财政收入，第二，打击富豪，缩小贫富差距。而其结果也是同样的两个：前者的目标在短期内会迅速地实现，长远看却注定失败，后者的目标则从来不会实现。
为了强力推行变法，王安石还对现有的财政官僚体制进行了变革，宋代财政已实行分权管理，分别由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掌管宏观经济政策、国营事业和财税事务，王安石打破分工，特别成立了一个主持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将财政权力重新归于一人。
变法实施之后，国库果然为之一饱，仅仅市易司获得的收入就相当于全年夏秋两税总收入的三成，政府因青苗法而得到的利息也十分惊人，因为征缴上来的钱粮绸帛实在太多了，以致于不得不新建52个大仓库。国家主义所具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应也充分发挥了出来，王安石通过推行农田水利法，兴建了大量的水利灌溉工程，仅熙宁二年到九年的七年中，就修建了36·3万顷的农田，粮食产量较前期大有增加。
可是很快，弊端也呈现了出来。
均输法让发运使衙门成了一个权力空前膨胀的“政府型公司”，它到处与民争利，官方的采购价格与市场波动背驰，要么大大低于市场价格几近抢劫，要么大大高于市场价格收受回扣，发运使把大米运到一些缺粮地区，销售价格比之前增加一倍，正常的市场运行被完全地打乱了。宋朝官员本来就乐于经商，均输法正好给了他们一个中饱私囊的好机会。
市易法“尽收天下之货”，让政府成了最大的商店、银行和物流中心，它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广，连水果、芝麻都被垄断了起来，城市商业秩序被彻底破坏。
以首都汴梁为例，多年以来，这里的商品交易被大行会所控制，外来商人饱受欺负，1072年，王安石就曾向神宗报告说，“如今汴梁的茶行被十来个大户垄断，外来茶商到京，必须先要给他们送礼物，乞求定价，把茶叶卖给这十来个大户，都不能有利润。只有这样，才可能被定下较高的价格，然后再从零售环节中把钱赚回来。其他的行业，大多是这样的状况。”在王安石看来，这当然是非常不合理、不公平的状况，于是，他决心通过推行市易法，打破大户的垄断。然而，当政府替代大户成为新的市场垄断者之后，情况竟变得更加的糟糕。宋代学者郑侠在《西塘集》中记载说，自从实行了市易法之后，商人们都不肯到汴梁来做生意，大家都绕开都城而行，因为只要一进城门，货物就可能被全数押送到市易司。后来，这些情况被反映到宋神宗那里，连皇帝本人也觉得太过分了，有一次，他小心翼翼地对王安石说，“市易司连水果都要垄断起来销售，实在太琐碎了，能不能把这一条给罢废了？”安石正色说，“制订法律的关键是，是否有害于人民，不应该因为它的琐碎就罢废了。”
对普通农户来说，伤害最大的当然是青苗法，此法的本意是国家拿出一定的款项在地方上放债，以免穷人受富人高利贷的剥削。可是一到执行阶段，就完全地变味了。各级官员把陈旧的霉粮放给农户，收回的却必须是新粮，放的时候斤两不足，收的时候却故意压秤，一来一回，实际利息竟比向富人借贷还要高。中央为了把钱放出去，就下达贷款指标，地方官只好搞摊派，民间苦不堪言，如果发生水灾旱灾，政府为了收回本息，就到处抓人，农民只好卖地卖儿女。
种种新政的实施，让宽松的经济环境不复存在，自由工商业者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民国学者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一言以敝之曰，自王安石变法之后，“商业早入于衰颓之境矣”。
王安石治理下的国家，又进入到了一个“极端的年代”。激烈的变法对民众财富观念造成巨大的冲击，其景象颇与汉武帝发动的“告缗运动”先后呼应。中国商人阶层在财富积累上的不安全感和幻灭感，并非一日生成的，它几乎是一种历史性的强制记忆，在不同的朝代被一次次地强化和唤醒。
王安石所发动的这场变革，史称“王安石变法”。他的政策实在过于刚烈，在后来的数年中遭到反对派的群起攻击。司马光被外放洛阳长达十五年之久，在那里，他一边编撰《资治通鉴》，一边与同道者声气相通，多次发表《与介甫书》，以公开信的方式批评变法。司马阵营非常强大，其中包括苏洵、苏轼父子以及欧阳修等著名人士。
司马光首先反对的是政府机构的改革，他认为，财政该由三司管理，三司失职，可以换人，不该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专断职权。王安石则反驳说，汉唐两代都是有宰相亲自兼领盐铁或度支司（如唐代刘晏），如此才能对财政问题进行最直接的管理。
在具体的变法措施上，双方的分歧更为巨大。在一份反对变法的《革弊札子》中，司马光对多项变法进行了逐一的批评，他写道，“设立市易司之后，国家强行垄断贸易，连蔬菜瓜果都不放过，导致商贾无利可图。搞青苗法后，导致不善经营的家庭纷纷破产。还增加茶叶和食盐的国营比例，贱买贵卖，老百姓大吃其苦。”当世文豪苏轼在另外一份也是批评变法的奏折《应诏论四事状》中更是惊呼，“自从变法之后，民间所有的生财之道，都被公家收走了，所有的利益全部都归于常平使这些官府衙门。”
面对朝野的汹汹反对，固执的王安石当然不甘示弱，他公开发表《答司马谏议书》予以驳斥，同时对质疑人士实行了毫不留情的打压，在他的主导下，几乎所有反对变法的大臣都被贬斥，要么被驱赶出决策层，要么被流放到京城之外，要么被迫辞职或称病不出。当时朝中的主政大臣有五位，时人戏称他们是“生老病死苦”，除了王安石是“生”之外，其他四位则分别是“老病死苦”。
“王安石变法”前后执行了十七年，神宗从即位开始，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变法的坚定支持者。1085年4月，神宗驾崩，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
然而，反对变法的人夺得权力后，却又提不出任何有创新的制度建议。晁说之在《晁氏客语》中记载了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细节：司马光执政后，任命毫无财政经验的李公择为户部尚书，很多人非常惊诧，司马光解释说，“现在天下人都认定朝廷急于敛财，我任命李公择，就是让大家知道政策已经改变了。”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说词当然是非常的荒唐，它最生动地表明，经典儒家只知道抱守“重义不重利”的道德原则，在经济变革上却无任何建设性主张可言。
在司马光执政的一年后，1086年5月，王安石郁郁而终，四个月后，司马光随他而去。
反对派的“无能”以及财政状况的现实需求，使得王安石的变法之道并没有随着他的去世和众多朝臣的反对而彻底中止，它竟余波荡漾，一直衍续到北宋的灭亡。哲宗执政九年后，突然又宣布重新恢复所有新法，他启用的变革大臣正是王安石的女婿蔡卞及其状元哥哥蔡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