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
——杨维祯《盐商行》
泉州商人蒲寿庚昼夜难眠，整日在院子里低徊叹息。城门之外，一支丢盔卸甲的残军正急切地等着他做出一个决定。那是1276年的冬天，烽火燃烧长江之南，蒲寿庚的一念之差即将直接影响赵宋王朝的存亡。
十三世纪初，一股蒙古族的军事力量崛起于北方，它的杰出领袖叫铁木真，他统一了蒙古高原的各部落，被尊称为成吉思汗，既“天之骄子”。1271年，铁木真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大元帝国，定都于大都（今北京市）。五年后，元兵攻陷临安，宋恭帝投降，大臣陆秀夫率残部夺海路南逃，另立年仅七岁的赵昺为皇帝，在元兵的追杀下，陆秀夫窜逃入闽，其目的地就是南方重镇泉州。而蒲寿庚正是泉州的实际控制人。
在血统上，蒲寿庚不是一个汉族人，他眼呈宝蓝，头发微卷，是一个祖籍西域的白种阿拉伯人（白番）。
蒲家事迹散见于元、明两代的各种笔记之中，其祖先信奉伊斯兰教，由西域南下到越南占城经商，成了富饶之家，南宋名将岳飞的孙子岳珂曾经到占城蒲宅参观过，其奢富之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蒲家又辗转到了广州，不知道因为怎样的因缘成了广州国际贸易市场上的商人领袖（“总诸番互市”），流传至今的《蒲氏家谱》中记载，蒲家在广州港首建了第一座灯塔，白天以悬旗为号，晚间以火把为标，指挥进出的经商船舶，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获得权威和财富的关键所在。到了蒲寿庚的父亲蒲开宗一辈，举家迁居到了福建的泉州，时间约在南宋末期。
泉州港与明州港（今浙江宁波）、广州港并列为南中国三大海港。与明州、广州相比，泉州的内陆腹地最大，当时闽江的上游与江西的信江河、浙江的钱塘江相接，跟繁华的江南市场连为一体，其下游则与福州港相连，循海道而达南北洋。除了在地理上的居中便捷之外，泉州的制造业优势最为突出，中国出口外洋的大宗商品为瓷器、茶叶和丝绸，泉州的德化白瓷产量很大，同时与另外两大造瓷中心——江西景德镇和浙江龙泉最为靠近，泉州茶叶自古出名，是铁观音的故乡，另外，泉州的蚕桑生产及丝绸纺织也很发达。因此，泉州有天然的外贸优势。自唐代之后，西域及南洋商人大量定居泉州城镇南门附近一个被称为“蕃人巷”的居住区，到了十二世纪的北宋中期，“蕃人巷”中即已拥有十万人之众，他们组建远洋船队从事远航贸易，操纵和垄断了本港的海外贸易。蒲家迁居此地后，获得了更大的商业成功。
蒲寿庚自幼以“豪侠无赖”而闻名，他一边经营家族事业，一边积极参与到当地的政治事务之中，南宋朝廷视之为人才，对他颇有倚重。就在元军南下的前两年，1274年（咸淳年间），他因平定海寇有功而被授官为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后来又升任闽广招抚使，主管闽广一带的市舶关税，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官商”，他垄断了泉州地区的香料海外贸易，成为一时巨富，据记载，他有家仆数千人，俨然是一支不可小窥的私人武装力量，有一次，一位安徽籍的军阀南下，一次就抢走了蒲家四百艘货船，由此也可见他拥有的船舶数量之多。
元军渡江攻击南宋之后，东南沿海风声鹤唳，蒲寿庚先是组织力量抗击元军，成为南方重要的抵抗势力。因此，当宋兵被一路追杀之时，小皇帝一行首先想到的避难之地就是蒲寿庚控制的泉州，以此为据点，或可再聚力量，顽隅反击。
然而，蒲寿庚在这时却做出了一个重大的选择，他下令关闭城门，不让小皇帝进城。众君臣只好绕道经泉州城郊，继续向东南流窜，最后在广东湛江与追兵展开最后的决战，宋兵全军覆灭，陆秀夫背负小皇帝在崖山投海殉国。脉衍300多年的赵宋王朝自此终结。
南宋灭亡时，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蒙古人的入侵导致华夏文明的彻底毁灭，因此有“崖山之后无中国”的叹息。后世学者常常把南宋的失败归罪于统治者的道德沦丧――沉迷于享乐而不思进取。不过，法国学者谢和耐的观点却不同，他认定，“中国崩溃的真正原因其实与道德松弛无关，而似乎更像是在其经济性和社会学的本质之中。”
投靠元朝的蒲寿庚得到了回报，他被忽必烈大汗授予昭勇大将军，任闽广都督兵马招讨使，他在泉州大开杀戒，诛杀赵宋宗室三千余人，尸堆成冢。终元一代，蒲家三世显赫，统治泉州达数十年之久，也成为当时最著名的首富家族。在元人笔记之中，蒲寿庚的女婿佛莲也是一个巨商，他拥有大型海船八十艘，家藏珍珠一百三十石。
蒲寿庚叛宋投元，被汉人和史家唾为不齿，更成了商人见利忘义、随风使舵的范例，对蒲氏家族的诅咒和惩罚甚至延续到一百多年后，在明朝初年，政府曾明确规定“蒲姓子孙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不能入朝当官”。（“禁蒲姓者不得读书入仕”。）
不过，他的这一决定不但保全了上百万生灵，更把泉州带上了一段无比辉煌的历史。由于广东的汉人拼死抵抗，元兵血腥屠杀，“三入广，广州始平”，广州港自此一蹶不振，泉州取而代之，成为中国最大港口，并与亚里山大港并列在当时世界最著名的两大海港。
蒲寿庚对泉州的崛起居功阙伟，在他的主导下，泉州与上百个国家形成了贸易关系，货物贸易十分繁忙，市舶司管理的的海船数量一度有一万五千艘之多。他还在泉州至杭州之间，专门设置了“海上站赤”（即海驿）15站，每站备有海船5艘，水军200人，专门运送从泉州入口的蕃货及贡品。因商贸之繁荣，泉州商人名闻天下，元代学者吴澄记载，泉州是“富商巨贾之窟宅，号为天下最。”
蒙古人在十三世纪的崛起，是世界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不但统治了中国，同时还发动了大规模的西征战争，成为欧洲和东北亚历史的一场梦魇。据国内外学者考证，蒙古国在全世界屠杀的人数达到一亿人左右，其中约有七千万为中国人，这一项记录被保存在《吉尼斯世界记录》中。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帝国，它的统治将延续到1368年，前后长达98年。在后世的记忆中，这是一个特别黑暗的异族统治时期，在滴血的蒙古战刀的威慑下，汉人战战兢兢地苟活了将近一百年。不过在一个人看来，当时的中国却是地球上最最富有的国度，它的繁荣和生动让人心生向往。
1298年，这个叫马可·波罗的威尼斯商人被关在监狱中，无所事事之余，他向狱友罗斯特·切罗口述了他在1271年到1295年之间游历东方的传奇故事，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他在元朝的经历，这次讲述被编成一部书，它就是日后非常出名的《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被认为是第一个深入中国的西方人。他自称跑遍了大江南北，还在朝廷中当过官，忽必烈派他护送阔阔真公主去伊利汗国（今伊朗）与阿鲁浑汗完婚，他率14艘四桅十二帆的巨船，从泉州启航，经苏门答腊、印度等地到达波斯。
在《游记》中，他详尽地描述了中国的各地风貌。他曾两次抵达泉州港，在游记中它被称为“刺桐”，马可·波罗写道，“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是亦为一切蛮子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港转贩蛮子境内。”在这本《游记》中，马可·波罗对前朝故都临安城的工商繁荣描写得更为精细，他写道――
“按照通常的估计，这座城方圆约有一百英里，它的街道和运河都十分宽阔，还有许多广场或集市，因为时常赶集的人数众多，所以占据了极宽敞的地方……据说，该城中各种大小桥梁的数目达一万二千座。那些架在大运河上，用来连接各大街道的桥梁的桥拱都建得很高，建筑精巧，竖着桅杆的船可以在桥拱下顺利通过。
……城内除掉各街道上密密麻麻的店铺外，还有十个大广场或市场，这些广场每边都长达半英里。大街位于广场前面，街面宽四十步从城的一端笔直地延伸到另一端，有许多较低的桥横跨其上。这些方形市场彼此相距四英里。在广场的对面，有一条大运河与大街的方向平行。这里的近岸处有许多石头建筑的大货栈，这些货栈是为那些携带货物从印度和其它地方来的商人而准备的。从市场角度看，这些广场的位置十分利于交易，每个市场在一星期的三天中，都有四、五万人来赶集。所有你能想到的商品，在市场上都有销售。
……居民的住宅雕梁画柱，建筑华丽。由于居民喜好这种装饰，所以花在绘画和雕刻上的钱数十分可观。本地居民性情平和。由于从前的君主都不好战，风气所致，于是就养成他们恬静闲适的民风。他们对于武器的使用，一无所知，家中也从不收藏兵器。他们完全以公平忠厚的品德，经营自己的工商业。他们彼此和睦相处，住在同一条街上的男女因为邻里关系，而亲密如同家人。
……在此处所经营的手工业中，有十二种被公认高于其余各种，因为它们的用处更为普遍。每种手艺都有上千个工场，而每个工场中都有十个、十五个或二十个工人。在少数工场中，甚至有四十个人工作。这些工人受工场老板的支配。这些工场中富裕的手工业主人并不亲自劳动，而且他们还摆出一付绅士的风度，装模作样地摆架子。”
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所记载的不少数据让后世学者一直不敢相信，比如，他说临安城“方圆约有一百英里”，相当于方圆170公里，这一面积比现在的杭州城区面积还要大很多。再比如，他说自己在临安期间，正好碰上大汗的钦差在这里听取该城的税收和居民数目的报告，因此有机会了解临安的人口数目。当时上报的有一百六十个托曼（Toman）的炉灶，所谓炉灶就是指住在同一间屋子里的家庭，一个托曼就是一万，所以马可·波罗推算临安城有一百六十万户人家。按当时每户四人计算，就有640万人，这也是一个十分夸张的数字。
当代西方学界一直在争论马可·波罗到底有没有到过中国。马可·波罗说他于1275年到达大都，在中国旅居17年，可是让学者们疑惑的是，他在《游记》中为什么没有提及长城、茶叶、筷子、书法和女人缠足？中国学者则大多认定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史家钱穆就说，他“宁愿”相信他真的到过中国，因为他对马可·波罗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泉州的地方学者则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他们论证说，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对泉州海船有细致的描写，他看到的船体底部有二至六层板，而这些细节不见于其他史料，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泉州湾出土宋代沉船，其构造与马可·波罗的描写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