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农事甫毕，男妇老幼共相操作，或篝灯纺织，旦夕不休，或机声轧轧，比屋相闻。”
——《汉川县志》
1373年前后的某一天，江南首富沈万三与当上皇帝不久的朱元璋侃侃而谈，有过一番很精彩的对话，他当时的心情一定非常的愉快和得意。不过，他不会想到的是，仅仅十多年后，他将家破人亡，他的儿子沈文度爬着去见一位官府新贵。
沈万三是元末名气最大的商人，民间流传一句谚语曰：“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他出生在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南浔镇的沈家漾，后迁居周庄。从各种笔记资料看，沈万三成为巨富的原因有三个。一是粮食生产和土地兼并，“躬稼起家”继而“广辟田宅，富累金玉”，以至“资巨方万，田产遍于天下”，有野史说，沈家拥有了苏州府三分之二的田亩；二是继承了一位巨富的财产，据杨循吉《苏谈》记载，吴江富商陆道源富甲江左，晚年意气阑珊，决心出家为僧，就把所有的资产都赠给了沈万三；三是从事海外贸易，他以周庄为基地，利用白砚江(东江)西接京杭大运河，东入走浏河的便利，把江浙一带的丝绸、陶瓷、粮食和手工业品等运往海外，《朱元璋传》的作者、历史学家吴晗考据说：“苏州沈万三一豪之所以发财，是由于作海外贸易。”沈万三的豪富之名，在当时就流传全国，民间传说他家藏一个“聚宝盆”，因此有取之不尽的金银珠宝。
江南士民反抗元朝之时，江南一带众多汉族富商地主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沈万三先是资助张士诚，助其购粮扩军。后来，他又投靠了更有势力的朱元璋。出身于草根的朱元璋广泛吸纳这些富商当官，甚至还与他们称兄道弟，沈万三就是最重要的金主之一，民间传说，他与朱元璋曾结拜为金兰兄弟。明政权定都南京后，要修筑城墙，财政捉襟见肘，于是，沈万三出巨资，独力修建了三分之一的城墙――洪武门至水西门城墙，还献出白金二千锭，黄金二百斤，助建了南京的廊庑、酒楼等，朝廷上下对之称颂不已。
有一次，君臣闲聊，春风满面的沈万三突然提出，愿意拿出一笔钱来犒劳三军。
朱元璋冷冷的说，“朕有兵马百万，你犒劳得过来吗？”
沈万三应声答道，“我每人犒劳一两黄金如何？”
沈首富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内心应该非常明快得意，他可能没有注意到朱皇帝脸色的莫测变幻。
《明史·后妃传》中记录了此次对话之后，朱元璋与皇后马秀英的交谈：皇帝忍着怒气说，“一个匹夫要犒劳三军，他是想要犯上作乱呀，朕一定要杀了他。”皇后劝说道，“这种不祥之民，老天自会杀他，何须陛下动手。”
在“朕即天下”的皇权年代，谁是老天？当然还是皇帝也。马皇后的意思其实是，您还没有到杀沈万三的时候。
中国的每一个朝代，在开国之初都会展现宽松气象，任由工商自由，恢复民间元气，明代也不例外。朱元璋登基之后，提出了一个大规模的减税计划，减轻民众负担，同时还是明令不得扰商，官府不能以节庆为名，低价强买民物。
然而，当政权稍有稳定，统治者对工商的态度立即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每次朝代更迭，新的建政者都会反思前人的失误。朱元璋的反思心得是：“元氏阍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也就是说，中央集权涣散，民间的势力强大，才造成了祸乱。因此，当他听到沈万三要犒劳三军后会勃然变色，正是这种心理的条件反射。
朱元璋深感豪族在地方盘根错节，必成尾大不掉之势，一定要予以割除。在登上皇位的洪武初年，他就下令把江南十四万户民众迁到他的老家安徽凤阳，其中有很多就是富商地主，据明代学者贝琼的记载，三吴地区的巨姓大族离开故土后顿成离水之鱼，资产全数流失，在数年之内，或死或迁，无一存者。这些人留恋昔日的豪华生活，便常常扮成乞丐回家扫墓探亲，沿途唱着他们自编的凤阳花鼓——“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定都南京后，朱元璋又先后分两次，把天下6·73万户富商迁居到南京，这几乎是对商人阶层的一次围歼式的打击，明初名臣方孝孺对此的评论是：“大家富民多以逾制失道亡其宗”。
对于商人阶层“先用之，后弃之”，朱元璋非第一人，前可见两汉的刘邦、刘秀，后可见1928年的蒋介石，几乎是所有造反成功者的共同“秘芨”。对于这种做法，朱元璋自己有一段话讲得非常明白，他说，“以前汉高祖刘邦把天下富商都迁到关中，我一开始还觉得不可取，可是现在想来，京师是天下的根本，才知道必须要这样，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当剪灭豪族成国家战略之后，沈万三的命运就无从更改。1374年（洪武六年），沈万三被按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充军云南，他死于何年，已不可考。1386年（洪武十九年）春，沈家又因为田赋纠纷而惹上官司，沈万三的两个孙子沈至、沈庄被打入大牢，沈庄当年就死于狱中。到了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沈万三的女婿顾学文被牵连到一桩谋反案中，顾学文一家及沈家六口被“同日凌迟”，近八十余人被杀，没收田地。沈家从此衰落。
《明史·佞幸·纪纲传》记载了沈万三之子沈文度的一段故事：朱元璋驾崩后，其四子朱棣夺位登基，是为明成祖，纪纲是朱棣心腹，担任特务机构锦衣卫的指挥使，此人极善敛财，曾构陷上百个富豪之家，将其资产全部抄收。当时，沈万三家族已经被抄家，不过还有一点家底留存，万三之子沈文度匍匐在地上，爬着去求见纪纲，进献了黄金、龙角等珍贵之物，愿意当他的门下之客，年年供奉，岁岁孝敬。纪纲就派沈文度帮他寻找江南美女，沈家靠上这棵“大树”之后终于“重振家门”，沈文度将搜刮来的金钱与纪纲五五对分。
一个时代或国家，商人阶层的地位高低如何，只要看一个景象就可以了：当商人与官员在一起的时候，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或是“跪”着的。从沈万三的“犒劳三军”，到沈文度的“蒲伏见纲”，明初商人地位之演变，可见一斑。当帝国最著名的商人之子只能爬着去见一个新晋权贵的时候，工商业的政治尊严已无从谈起。
钱穆曾说，“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此论颇有深意。
明帝国初建的十四世纪中期，正是世界政治史和经济史上的一个转折时刻，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
在西方，由自由民组成的新兴商业城市成为欧洲的新希望，教皇和各国君王的权力受到控制，一场伟大的、以“文艺复兴”为主题的启蒙运动拉开了帷幕。同时，北欧和西欧各国开始海外大冒险。在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综合推动之下，“世界时间”的钟摆终于从东方猛烈地摇向西方。
而在东方，从皇帝、知识分子到草民百姓，竟没有一个人察觉到这一历史性的变局。在这里，成熟的农业文明正达到前所未见的繁荣高度，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央集权制度也历经千年打磨而趋于精致。朱元璋悍然取缔了沿袭千年的宰相制度，将一切国政大权均集中于皇帝一身，政治的化和独裁化达到了巅峰。钱穆因此说，“可惜的是，西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而中国这一阶段则退步了。”
退步的最大特征是保守。
当汉人从蒙古人手中重新夺回统治权柄之后，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不再旁落。于是，“稳定”成为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在治国策略上，一切以内向孤立和向往静止为治理的目标，而其手段则必然是自我封闭。
“稳定”是一个政治概念，而非经济概念，它几乎是中央集权制度追求的惟一目标。以研究明史而著名的黄仁宇在《明代的漕运》中如此描述独裁者们的共同心理：在他们看来，“稳定性的地位总是超越发展和扩张。”也就是说，“稳定压倒一切”，在这一点上，不容争论。
具体到明朝，黄仁宇尖锐地指出，“从一开始，明太祖主要关心的是建立和永远保持一种政治现状，他不关心经济的发展。”他写道：“就明人关心的问题来说，虽然中国向来是世界的中心，但是必须保持其农业特点，不能兼容并包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中华帝国对外并不寻求领土扩张，同时出于安全的角度考虑，明王朝当局非常想把国土与世界隔离开来。只要能够，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减少到最低程度。”
对于一个型政权而言，影响“稳定”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外患，一是内忧。控制前者的最可靠的办法是杜绝对外的一切交流，与各国“老死不相往来”；实现后者的办法，则是让人民满足其温饱而民间财富则维持在均贫的水准上。
明代治国者分别找到了两个办法，那就是，对外——实施闭关锁国的“大陆孤立主义”，
对内——追求“男耕女织”的平铺型社会格局。
与元代积极鼓励海外贸易截然相反，明朝从创建之初起就推行对外封闭的政策，具体而言，就是“北修长城，南禁海贸”，把帝国自闭为一个铁桶。
在北方，为了防止蒙古势力的卷土重来，明朝修筑了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全线划分为九个防备区，由重兵驻守，时称“九边”，这些边关成为被官府严密管制起来的边贸集散地。从此，自汉唐之后就绵延不绝的“丝绸之路”日渐堵塞，中国与欧洲的大陆通道上驼马绝迹、鸿雁无踪。
在南边，朝廷下令禁止民间出海，朱元璋在登基的第四年，1371年12月，就下达了“海禁令”，禁止临海的民众私自出海（“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随后二十余年中，多次颁布禁止海外经商的敕令——
1381年（洪武十四年），禁止民众私通海外诸国（“林示濒海民私通诲外诸国”）；
1384年（洪武十七年）正月，禁止民众下海捕鱼（“禁民入海捕鱼”）；
1390年（洪武二十三年）十月，户部重申不得与外商贸易的禁令（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
1394年（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禁止民间使用国外的任何香料和商品（“禁民间用番香、番货”）。
朱元璋制订律法，对于违禁者及私行放禁的滨海军卫官兵，都处以严刑。明成祖朱棣登基后，仍然遵循“洪武事例”，宣布“不许沿海军民人等私自下番交通外国，遵洪武事例禁治。”
在如此严厉的海禁政策之下，唐、宋、元以来的海外贸易遭到毁灭性打击，已经繁荣数百年的泉州、明州（宁波）等大型港口城市迅速衰落，民间的海外贸易从此成为非法生意。
在国门徐徐关闭之际，还发生过一个很突兀的“意外事件”，很多年后，它的“意义”一再被放大，以证明我们是一个多么开放和强大的国家，那就是“郑和下西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