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商的陈请，当然不被采纳，多位总商的职衔被革掉，有人还被逮到京城审讯，时任首总黄源德“老疾不能言”，其他盐商惶惶不可终日。《橙阳散志》记录了江春在当时的表现：“当提引案爆发的时候，盐商人人自危，江春作为代表前往京城对质，在朝堂之上，他说明实情，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皇帝了解他的诚信，不再追究其他盐商，大家得以保全。”
这段文字所呈现的事实其实是：盐商们害怕乾隆帝以汉武帝式的“暴力清算”来重新分配财富，江春在当时起到了居中斡旋、缓解的作用。经双方谈判，盐商答应在当年度缴纳127万白银，其余800多万两分为八年缴清。两年后，乾隆利用一次庆祝场合，把盐商们被革掉的职衔又还给了他们，大家“谢主隆恩”，不快的一页算是就此揭过。
“两淮提引案”是清代官商博弈的生动案例。在强势而毫无契约观念的政府面前，因特权而寄生的盐商集团毫无话语权，在乾隆、嘉庆两朝，盐商因“军事需要”而被勒令上缴的“纳捐”就将近三千万两，相当于他们所拥有财富的一半左右，其他名目的“捐纳”更不可胜数。更耐人寻味的是，中国的有产者从来没有在法理和制度层面上确立私人财产所有权不容统治权力侵犯的权利，相反，从统治阶层到知识界均认为，对富有者的剥夺是带有天然的合法性与道德威势，是维持社会稳定、“均贫富”的必然要求，清代大儒钱大昕就曾明确地说，“吾取诸于商贾，非取诸民也。”在这里，“商”不在“民”的范畴之内，并与“民”俨然构成为对立的利益集群。这一景象与中世纪之后的欧洲社会进步恰成鲜明的对比，后者开始重视私人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并在法理和制度上进行保证，由此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生以及现代化转型。
在各类笔记野史中，有关江春的记载不在少数，比如在《扬州画舫录》中，提及江春的地方就达18处之多，他去世之后，著名文人袁枚还专门为他写了一篇极尽赞美之词的墓志铭。但是，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如此多的文字中，竟然没有一处与经营管理有关，甚至连“江广达”这个盐号也几乎不被提及。从记录中可见，江春每天主要的工作是：邀宾宴客、大造园林、应酬官员、接待皇帝、修桥建庙做慈善。
江春的钱赚得很轻松，花得也很慷慨，史书形容他，“雅爱交游，四方词人墨客，必招致馆其家，家有厅事，容百人坐，坐常满暇。”他最擅长的嗜好是箭术与斗蟋蟀，曾以万两白银的高价收购一只蟋蟀，还用昂贵的宋代瓷缸来饲养它。他在扬州的私家园林多达八处，每处都以精致宏大而著称，江家养了两个徽戏班子，昼夜歌弦不断，每年仅此一项开销就要三万余两白银。江家子弟大多沉迷于文化，起码有十五人成为诗人、艺术家与艺品行家等。
据《两淮盐法志》载，从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九年的十一年中，江春与他人“急公报效”、“输将巨款”达1120万两之多。到了晚年，江广达盐行竟已奄奄一息，他的“老朋友”乾隆帝实在看不下去，只好借给他“帑银”25万两以维持营运，为了支撑庞大的日常开销，江春不得不靠变卖金玉古玩来应付，到去世的时候，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家产，其子孙“生计艰窘”。当代学者何炳棣在研究扬州盐商时，曾很感慨地发现，“虽然江春风风光光地高居总商一职，但是他似乎羞于让后代知道他行盐的旗号——江广达，除了袁枚为他所写的墓志铭中曾提到此名之外，其它的地方都见不到他的这个名字。”
江春的“速富急衰”，只是盐商集团的一个戏剧性缩影。他的财富因垄断授权而得到，终其一生也在为维持这一授权而陪人欢笑，在半个世纪的岁月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虚浮变形和全然扭曲的商人生涯。
【企业史人物】商帮会馆
清代商帮更发达于明代，著名者有十个，除了晋商、徽商和广东十三行之外，还有陕西帮、福建帮、江西帮、洞庭帮、宁波帮、龙游帮及山东帮。
商帮流转于大江南北，其聚居交流的场所，就是商人会馆。
1560年（明嘉靖三十九年），两位旅京徽商杨忠、鲍恩在宣武门外购得一地，建了一座歙县会馆，这是史料记载的最早的徽商会馆。六年后的1566年，广东商人在京集资建岭南会馆，此后，商人建馆之风吹遍全国。
会馆是“异乡之家”，商人们在这里议事、祭祀、娱乐、暂居。各地会馆规模大小不一，有的只有几间房子，有的则富丽堂皇，占地上百亩，宛若一个精美宫殿，一般而言，会馆内设有议事厅、神殿、戏台、客厅、客房、厨室等等，有的还有义冢，专门埋葬死于他乡的商客。
一个地方有了某一商帮的会馆，就好比树木生下根来，从此花繁叶茂，自主成长。江西吴城镇是清代重要的口岸市镇，来此经商的广东商人想要建立一个会馆，当地商人势力百般阻扰，不让他们买到一砖一瓦，粤商只好在粤糖运赣的船里，每袋中均夹带一块砖瓦，不到两年时间竟建成一座规模宏敞的会馆，从此，其他商帮也纷纷建馆，小小吴城镇内先后出现了48个会馆。河口镇是江西省另外一个繁荣的口岸市镇，该镇有10万人口，开设了16处商人会馆。
没有史料告诉我们，在明清两代，全国到底有多少个商人会馆。按全国1700多个城邑郡县，加上三万个市镇，粗略计算，起码不下一万处。它们成为商人活动的重要场所，同时也因此形成了新的工商规范。
会馆的功能有三个：“奉神明，立商约，联乡谊”。潮州的《汀龙会馆志·馆志序》曰：“会馆之设，有四善焉：以联乡谊明有亲也，以崇神祀明有敬也，往来有主以明礼也，期会有时以明信也。”从中可见，亲、敬、礼、信，是会馆存在的规范基础，它与宗族社会的道德观一脉相通。
各商帮所供奉的神明不同，基本上是出生于当地的历史人物，晋商供的是关羽，徽商供的是朱熹，江西帮供的是许逊，福建帮供的是妈祖（林默娘），浙江商人供的是伍子胥和钱镠，广东商人供的是慧能六祖，云贵商人供的是南霁云，两湖商人供的是大禹。也因此，很多会馆以“宫”定名，比如，四川曰惠民宫，两湖曰禹王宫，两粤曰南华宫，福建曰天后宫，江西曰万寿宫，贵州曰荣禄宫。这种祖先崇拜构成了一种乡土特征很重的集体象征。
会馆建成后，必须有商约予以约束，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间契约版本。1784年（乾隆49年），潮州商人在苏州建潮州会馆，确立以下约定：“会馆专门聘请董事经理，三年更换一次，由潮州地区的七地商人轮流任职，会馆所有的契据档案都交由董事经理管理，前后交替，帐目必须清楚，这一规定，永世不改。”会馆还对商业规则进行了公约，防止内部的恶性竞争。留存至今的“北京药行会馆碑记”就记载，所有在册的会馆成员都必须遵守相关的条规，有违犯者，不得参与会馆举办的祭祀活动，会内成员也不得与其有生意往来。
商人会馆数量的多寡，可以看出当地工商业的发达程度。乾隆年间，各省在京建立的会馆多达182所，到了光绪年间，数量更增加到392所，其中，百分之二十为商人会馆。而在苏州，商人会馆的比例则远高于京城，总计48家会馆中，有27家为商人出资兴建，其余21家为官商合建及合用，当地史料记载，各省在这里做生意的商人无一不建立自己的会馆。日后成为全国最大工商业城市的上海，在清初只是一个渔村小码头，在这里出现的第一个会馆始建于1715年（康熙54年），是由航运商人组建的商船会馆，因此可见，上海之兴起得益于长江及东海贸易。
市镇经济的崛起，是明清工商业的一大特征，会馆之盛在这里体现得最为显著。
广东佛山镇是明末清初发展起来的专业化市镇，以铁器铸造著称，与景德镇、汉口镇、朱仙镇并列为“天下四大镇”，此地的会馆更是发达，呈现出专业化的态势，仅在铸造业，就有熟铁行会馆、炒铁行会馆、新钉行会馆、铁锅行会馆、金丝行会馆、金箔行会馆、土针行会馆等等，其余的各行各业都有会馆组织，如钮扣行会馆、当行会馆、绸缎行会馆、颜料行会馆、洋纸行会馆、西土药材行会馆、参药行会馆等等。这些以行业为主题的会馆已经超出了地域的特征，而更多的带有行业协会的性质，这是一个十分显著的进步。
自康乾以来，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由产业工人做成的会馆，这是工会组织的雏形。枝巢子在《旧京琐记·市肆》中记载，在京城从事泥瓦和木工的工人有一个“九皇会馆”，这些工人大多是东部蓟州一带的人，有很严密的行规，凡是有徒工的地方，都有会馆，其总会就叫做九皇，每当九皇诞生日，就一定要休假，名叫“关工”。另据史料显示，道光年间，南京丝织业的机匠设立了数十个公所，苏州的踹匠则有自己的踹匠会馆，他们向资方提出了增加工钱的要求（“索添工银”），还拥有自己的育婴堂、普济院，带有鲜明的自助性质。
在会馆专业化程度最高的佛山，甚至出现了东家行和西家行，前者由业主、作坊主组成，后者则是手工业工人的组织，很多劳资矛盾通过两行的“通行公议”来解决，东家行和西家行还通过共同祭祀的方式来调适双方的关系。
商人会馆的兴盛，意味着明清商人在组织化程度上已超越前代，其运作模式呈现出非常鲜明的自治特征，是非政府组织（NGO）在中国的最早试验，因此也有人将之视为中国进入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到了二十世纪初期，随着工业化运动的萌芽，各地商人开始打破地缘局限，组建新的商会组织，会馆商人正是商会筹建的重要组成部分。譬如在1902年，上海创建商业会议公所（两年后改名为上海商务总会，后又更名为上海总商会），在沪的60个会馆就以团体代表的身份集体加入，成为“合帮会员”。
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数以万计的明清会馆在史书上很少有准确而详尽的记载。曾对会馆史做过深入研究的王日根在《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一书中便说，商人会馆不同于一般官方的公馆或宾馆，属于民间的自发性组织，故在“正史”中无人论及，即使在明清地方志也都多有缺略。
会馆在史书上的“缺席”，就如同它的主人们被刻意忽略一样，是中国工商文明的一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