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行商人的崛起，是清代企业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表明在17到19世纪初的一百多年间，帝国以独特的外贸授权制度牢牢地控制住了国际贸易的主动权。而作为这一制度的惟一受益集团，十三行商人因此获得了惊人的财富，他们与北方的晋商、长江流域的徽商并列，号称“天子南库”。
同时，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十三行商人就带有鲜明的官商特征。从资产所有权来看，他们属于自由商人，但实际上受到官府的严密控制和盘剥，这与晋商、徽商相比，几乎如出一辙。精明如潘启，为了保持生意上的特权，也不得不多次向政府捐献银两，得到了一顶三品官的顶戴，他有七个儿子，长子潘有度随他经商，次子潘有为则被安排苦读诗书，后来终于考中进士，当上了内阁中书，算是在官场内撑起了一架保护伞。台湾学者陈国栋根据官方档案统计，从1773年到1835年，十三行商人向朝廷“主动报效”或“捐输”了508·5万两白银，而这仅仅是见诸史册的记录罢了。台湾学者陈国栋因此评价说：“对绝大多数行商而言，破产根本是必然的，早在他们一当行商的时候就已注定了。”
从这三大商帮的行迹，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进入17世纪之后，中国的工商业已经深深地陷入到了官商模式之中而不能自拔。这是一种在运作设计上十分精致、在伦理上实现了“自我论证”的中国工商模式。
在所有对华开展贸易的西方列国中，其兴衰起伏，又与它们各自国力的变化有关。在十七世纪初期，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人以及葡萄牙人是最活跃的主角，随后，它们被英国人超越，进入十八世纪的后期，来自北美的美国商人成了新兴的一支力量。
与英国人相比，美国人到中国来做生意则要晚了将近一百年。1784年2月，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商船从纽约港出发，横渡大西洋，绕道好望角，经印度洋、太平洋，于8月28日抵达广州，商船的船长是约翰·格林。
此时的美国刚刚结束了历时八年的独立战争，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一事件又与那家著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有关。早在1773年，东印公司游说英国政府，成为英国在北美地区的利益总代理人，它获得了销售中国茶叶的专利权，禁止殖民地商人贩卖“私茶”。这一法令引起北美民众的愤怒，终于引爆了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这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线。美国宣布独立后，英国为了报复，取消了美国在英帝国范围内所享有的一切贸易优惠，禁止美国船只进入英国的主要海外市场。
为了扩大贸易，特别是出于对茶叶的市场需求，美国人不得不到远东来碰碰运气。“中国皇后号”载来了40多吨棉花、铅、胡椒和皮货，它受到了十三行商人的欢迎，四个月后回程时，装走了数百吨茶叶、四十多吨瓷器，以及丝织品、漆器、南京紫花布和福建肉桂等。
它的首航成功，在北美地区引起了轰动，船上的货物被抢购一空，连开国总统华盛顿也专程前去挑货，购买了一只绘有飞龙图案的茶壶，据计算，此次远航为船主带来了3万美元的利润，获利率高达1500％。美国国会兴奋地认为，“中国贸易可能开辟一条美国财富的巨大发展道路。”纽约的报纸对这次航行进行了长篇而详尽的报道，它记录道，在那些日子里，美国人的“一切谈话，都是以中国贸易为主题”、“每一个沿着海湾的村落，只要有能容五个美国人的单桅帆船，都在计划到广州去。”
两年后，美国国会正式任命了第一位驻广州领事，他是31岁的“中国皇后号”货物管理员、曾经当过陆军少校的山茂召。从此，一条新的贸易通道被打开了，数以百计、大大小小的木帆船往来于两大洋之间，其中吨位最轻的“实验号”竟只有84吨，以至于到了广州后，没有人相信它来自1·13万海里外的地球另一端，美国人的冒险精神可见一斑。
对于北美的商人来说，在很长的时间里，广州的英文名称——Canton成了财富的代名词，在1789年，马萨诸塞州东部福克县的一个小镇被命名为广州镇，乔治·斯蒂华特在一本研究美国地名的著作中提到，在美国23个州里，都有以Canton命名的城镇或乡村。
从1786年到1833年，美国来华的商船达到1004艘，仅次于英国，成为对华贸易的第二大国。
发生在十八世纪中国东南沿海的这些故事，最生动地呈现出一个伟大的事实：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已经在地平线的远端露出了壮丽的桅杆，世界被贸易“绑在了一起”，正如詹姆斯·沃森在《大英百科全书》中对全球化所下的定义——“日常生活的经验，经由物品与理念的传播，最终在全世界形成了一个标准化文化表达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的黎明年代，东方的中国无疑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上，它有无以替代的成瘾性商品――茶叶，有制作精美的丝绸和瓷器，同时，它还有全球最大的消费者市场，它的商人集团也表现出了强大的竞争能力。在任何一个意义上，它都是不可战胜的，甚至理所当然地应该是最大的全球化得益者。
然而，历史的悲剧正埋在这里。当数以千计的帆船带着“狼人般的饥饿”远航至此的时候，帝国的决策者仍然无动于衷，他们决定背过身去，拒绝一切的变化。
1792年9月，乾隆57年的秋天，也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驶进广州港的103年之后，英国派出的第一个官方访华使团从朴茨茅斯港出发驶往中国，团长是英王乔治三世的表兄马戛尔尼勋爵。
在本书所描述的两千多年里，总体而言，相对于西方文明，中国的两千年历史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中国近代史》的作者、华裔历史学家徐中约说，“东西方文明各自处在光辉而孤立的状态，相互间知之甚少，的确，东方和西方迥然不同，两者没有碰撞。”
可是，当时光之钟走到十八世纪末期之际，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光辉而孤立”的状态终于要被打破了。马戛尔尼使团就是这两大文明在官方意义上的第一次“非亲密接触”。
在一开始，英国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了景仰和好奇，他们相信，中国就象《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使团中的斯当东、约翰·巴罗等人详尽地做了日记，这就是流传至今的《英使觐见乾隆纪实》一书。
“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这是使团成员约翰·巴罗的真实观感。
清政府委派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英使团的船上，为英国人端茶倒水，洗衣做饭。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洋洋的脸。”这些普通中国人“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的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
在英使团的船只行驶于中国内河时，官员们强迫大批百姓来拉纤，拉一天“约有六便士的工资，”但是不给回家的路费。这显然是不合算的，许多百姓拉到一半往往连夜逃跑。“为了找到替手，官员们派手下的兵丁去附近的村庄，出其不意地把一些村民从床上拉下来加入民夫队。兵丁鞭打试图逃跑或以年老体弱为由要球免役的民夫的事，几乎没有一夜不发生。看到他们当中一些人的悲惨状况，真令人痛苦。他们明显地缺衣少食，瘦弱不堪。——他们总是被兵丁或什么小官吏的随从监督着，其手中的长鞭会毫不犹豫地抽向他们的身子，仿佛他们就是一队马匹似的。”英国人分析说，这是中国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果：“就现在的政府而言，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在经历了整整一年的旅行之后，英国使团抵达乾隆皇帝的行宫――承德狩猎场。双方就礼品称呼及宫廷礼仪等细节展开了激烈的争吵。在英国人的眼中，中方表现得非常傲慢，“为了表示国家的尊严，他们似乎决心避免以平等的精神回答特使的敬意。”
马戛尔尼带来了英王送给乾隆的很多礼物，共有19种、590件，其中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地理仪器、枪炮、车船模型和玻璃火镜。不过让这位英王表兄不满的是，中方把英王的礼品写成了“贡品”，他希望不要发生混淆，中方对此不置可否。这些礼物后来被当作好看的摆设陈列在北京的皇家宫苑里，有些甚至到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紫禁城时仍未开拆。
更大的分歧出现在面见皇帝时的礼仪上。清廷要求马戛尔尼象1653年的荷兰使节一样，对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而马戛尔尼断然拒绝，他表示，自己觐见英王时行的是单腿下跪之礼，他也准备以同样的礼节见中国皇帝。这当然让中方非常的愤怒，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在多番斡旋之后，清廷才勉强同意马戛尔尼单膝下跪。
接下来，在最重要的贸易通商方面，双方几乎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共识。英方提出了七项具体的要求，其中包括：开放宁波、舟山、天津和广州为贸易口岸；允许英商在北京开办一个贸易公司（行栈）；允许英商在舟山和广州附近分别有一个存货及居住的地方；恳请中方公布税率，不得随意乱收杂费；允许英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等等。乾隆全数予以回绝，理由是：“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他还让马戛尔尼带了一封信给英王乔治三世，其中写道：“其实天朝，种种贵重之物，无所不有，你派来的使节都亲眼看到了。我们从来不稀罕奇巧之物，也没有什么需要向你们国家购买的。”这当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看法，而是代表了全体精英阶层。
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在《静止的帝国》一书中将这次冷淡的访问看成是“两个文明的冲突”，他写道，“双方都认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中国人认为它的文明从来都是最优越的，希望能将它的文明广为传播，替代吃烘烤食品的、劣等的野蛮人的文明。英国人则认为，它的文明是最优越的，因为它是现代的，建立在科学、自由思想的交流和贸易优势的基础上。”
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在日后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统治。”这种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马戛尔尼的结论充满了因反差过大而形成的偏见，不过，他确实看到了一件无比硕大、爬满了虱子的“盛世”绸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