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
——和珅，《绝命诗》，1799年
1799年，世纪交替的前夜，注定是一个巨人出没的年份。在欧洲的法国，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历时十年的“法国大革命”宣告落幕。而在亚洲和北美洲，则相继失去了两位巨人，一个是中国的乾隆皇帝，一个是美国的华盛顿总统。
刚刚过了正月，88岁的乾隆就在紫禁城养心殿安祥驾崩了。当他去世时，没有一个人会料想到，帝国盛世的幻象将在短短的四十年后就被击破。乾隆当了60年的太平皇帝，史上执政时间第二长，仅次于他的爷爷康熙，他留给儿子嘉庆两个重要的遗产。一是百年康乾盛世的巨大光环，二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贪官、也是当时的全球首富和珅（1750年－1799年）。
和珅是乾隆晚年最信任的大臣，乾隆四十年，不知因为什么机缘，26岁的和珅在短短半年时间里由一位乾清门的普通侍卫被提拔为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后来又当上了领班军机大臣，封一等忠襄公。
和珅发财，靠的当然是贪污，只是他贪的能力实在惊人，有学者考据，乾隆执政最后五年的税收被他贪掉了一半。乾隆驾崩的十五天后，嘉庆就以“二十大罪”，把他给赐死了。临终前，和珅写下数首绝命诗，其中一句曰“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嘉庆查抄和家，得土地八千顷、当铺银号等130座、藏金三万余两、银三百余万两，财产总值约2·23亿两白银，当时清廷每年的财政总收入约为四、五千万两――乾隆五十六年的总收入为4359万两，和珅的财产竟相当于五年的国库收入，人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一个人，既是国家的首相，又是国家的首富――我们不妨称之为“双首现象”，大抵是中央集权到了登峰造极的恶质时期才可能出现的“超级怪胎”。和珅是史上最典型的“双首”样本，在其之后，还有民国的孔祥熙和宋子文。“双首”人物的出现必基础于两个前提，第一，政府权力高度集中，权钱交易的土壤相当丰腴；第二，贪污必成制度化、结构性态势，整个官吏阶层已朽不可复，清朝自乾隆之后，纲常日渐败坏，民间遂有“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的讥语。
在地球的另一端，1799年12月14日，乔治·华盛顿在弗农山庄的祖屋中去世，他留下的是另外一份遗产。
他领导了一场独立战争，让北美地区摆脱英国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本有机会做一个皇帝，至少是终身制的独裁者。可是，他却选择当一个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并在两届任期结束后，自愿放弃权力不再续任。他主持起草了《独立宣言》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在后一部文件中，起草者宣布，制定宪法的目的有两个——限制政府的权力和保障人民的自由，基于这个目的，国家权力被分为三部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三部分权力相互之间保持独立，这就是现代民主社会著名的三权分立原则。
在1799年，乾隆的名声、权力和财富都远远的大于乔治·华盛顿。据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到了1820年，中国的人口总数为3·81亿，美国为1000万人，相差38倍，中国的经济总量为228·6亿“国际元”，美国为12·5亿“国际元”，相差18倍，两国几乎不在同一个竞争层面上。可是，随着时间的推演，不同的遗产让他们个人以及各自的国家在历史的天平上获得了新的评价。
如果有“机会”重新回到十八世纪末期的中国，人们将看到一番怎样的工商图景？也许，我们透过一双商人的眼睛，可以完成一次小小的“穿越”。
他的名字叫鲍志道，生于1743年，去世于1801年，一生走过了整个“乾隆盛世”。
鲍志道是江春的歙县同乡。鲍家世居歙县棠樾村，早在晋太康年间，鲍氏始祖就从中原南下到偏远的徽南，从此耕读人间，聚族而居。从明洪武年间开始，鲍家有人外出经商，十二世祖鲍汪如和很多徽商一样从事盐业，运米贩盐于南部的云南一带，家业稍富。明嘉靖年间，鲍家又有人在科举上有了收获，十六世祖鲍象贤考中进士，累官至兵部右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官员，算是光宗耀祖的第一人。从此，经商、科举，鲍家子弟兵分两路，各取所需。
徽南有民谚曰，“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鲍志道是鲍象贤的九世孙，幼年读过私塾，到11岁时，就跟他所有的同族子弟一样，背着一个小包裹，出外经商，飘荡于江湖间。
此时的中国如一个在日渐拥挤的平原上悠闲前行、失去了任何进取心的老者。鲍志道所看到的民众生活，与千年前的汉唐以及数百年前的宋元相比，除了人口急速膨胀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在广袤的乡村，农户在使用的生产工具仍然是汉代就已普及的水排，而纺织技术从黄道婆以来就没有得到改进。自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至今，跨越明清两代，前后四百余年，在十多位汉人和满人皇帝的不懈努力下，开放坦荡的中国“如愿以偿”地转型为一个封闭固守、对外部世界毫不关心、如散沙般平铺的社会。
少年鲍志道到过中国南方的很多地方。与汉唐相比，他所看到的清代城市的规模不是扩大了，而是在缩小。西汉时候，全国包括县、邑、道、国四类的县级单位共1587个，其后两千年间，到清代中后期，府、州、县级单位也只有1700个，几乎没有增加，其中超过万人的县城仅289个。
大量的手工业生产和商品交易发生在那些更靠近乡村的市镇，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些专业化的大型市镇，比如制瓷的江西景德镇、冶铁的广东佛山镇、织布的江苏盛泽镇、纺纱的浙江南浔镇等等，各类市镇估计总数有3万个之多，有些市镇的规模超过了府城，出现了“镇大于市”的现象，如浙江湖州府就有民谚曰，“湖州整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在这些繁荣的市镇里，鲍志道四处可以遇到徽南老乡，从清初开始，就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他们控制了长江流域的米业、木材业、制墨业，还与浙江、山陕商人在布庄、钱庄、盐业上展开竞争。很多年后，鲍志道的一位徽州老乡、大思想家胡适还曾很自豪地写道：“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个村落变成个小市镇了。”
20岁时，鲍志道来到了扬州。他应聘到一个吴姓盐商家做学徒，考试当日，吴盐商请大家吃了一碗馄饨，第二天，他突然向众考生出题：昨日吃了几只馄饨，有几种馅，每种馅各几只，众人都答不出，惟有鲍志道给出了答案，其人心细如丝，让吴盐商大为赏识。在当了几年学徒后，鲍志道自立门户，终于在老乡云集的盐业打出一片天地，成了一位总商，任期长达二十年。据载，他曾经发明过一种类似“保险金”的“津贴制度”，当时淮盐水运各地，常常发生盐船沉没事件，鲍志道倡议设立一项基金，“以众帮一”，对遭到沉船损失的盐商进行补贴，此议一出，就得到了众商的响应，鲍氏名声传播两淮。
鲍志道的钱赚得越来越多，可是他的安全感却越来越少。千百年来，尽管每代都有很多象他这样的成功商人，然而他们却始终没有培育出一种“商人精神”，而造成这一景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从知识精英到他们自己，都不认同商人是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们从来没有形成自己的阶层意识，这是最具悲剧性的一点，如费正清所言，“中国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们的子孙不再是商人。”
鲍志道所生活的扬州，是全国最奢靡的城市。商人们把大量资金从生产领域中撤出，用于日常消费。晚明以及清代中期之后的奢豪之风远胜过前朝，有人甚至称之为“纵欢的时代”。《扬州画舫录》记录过两个故事：有人为了炫耀富有，竟花3000两银子把苏州城内所有商店里的不倒翁统统买走，“流于水中，波为之塞”。还有人以万金尽买金箔，载至金山宝塔上，向风扬之，顷刻而散，沿江水面草树，四处漂漾。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商人阶层从来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倾向。
鲍志道发达之后，将主要精力投注于几件大事，一是构筑错综复杂的官商网络，二是培育同族子弟攻考科举，三是重建宗族世家。
在当总商的二十年间，鲍志道热心于政府的各项工程，无论军需、赈济还是河工，均踊跃捐助，他总计向朝廷捐银2000万两之巨，超过了江春的记录，朝廷“投桃报李”，也给了他一顶接一顶的红顶戴，从“文林郎内阁中书”、“中宪大夫内阁侍读”到“朝仪大夫掌山西道监察御史”等等。
“以商致富，以宦贵之”，这是鲍志道深信不疑问的保全之道。早在明代，学者王士性就曾总结说：“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也就是说，当一个商人获得财富的原始积累之后，必投入大量资金于其子弟，促使他们走向科举，成为体制内的权势者，唯有如此才能“保卫”既得的荣华富贵。鲍志道生有两子，长子鲍漱芳跟从他经营盐业，次子鲍勋茂则刻苦读书，考中举人，后来当上了正三品的通政使，鲍家从此横跨政商两道，无人可撼。他还出资重修了扬州的徽商会馆和歙县当地最大的书院――紫阳书院，大力培育同宗子弟攻读科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