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震荡的火车头 3

次日大年初一,齐岳山工程领导干部全体闷在山中,这个好日子你说该干啥?光喝酒当然不行,老董便把大家组织起来,从这一座青山,前往另一座青山,平时日日下洞,今日还是钻洞。到了利川本县朝阳洞、腾龙洞,大年初一杳无一人。这伙人一头钻进洞中数公里深处,倾心观察地质岩溶形态,还要体验是否通风是否缺氧。边看边议,联系实际,取样分析,详说利弊,头灯手电,胆大心细,日暮归途,一身泥迹,大碗酒后,还写日记——算是正月初一搞了“旅游”。次日大年初二,由朱鹏飞严肃主持工程会议,各项目指挥长齐聚恩施,人人发言,交心交底,有难处讲足讲够,最后表态定指标,要拼杀2005年,完成硬任务。你看,一个深山春节,就是这样度过的,董裕国记载了这些过程,强制性地给自己鼓劲打气,给自己壮胆,中间没有半句牢骚,更没有儿女情长,只剩下如何战胜巨大压力的话语了。

老董常年写此笔记,认真对待工程与安全,真诚尊重领导和下级,固然十分令人感动。然而,我更珍重的,是他兼有忧患意识,对于国企改革有着深入思考,并且总是联系实际,发现认识中国公有制背景下经济运行的积习积弊,思考大工业建设中企业内部的忧烦阵痛。请看老董在2006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写道:

国际国内,没有不存在问题的企业。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当前,从内部说,中国大公司大企业存在问题,一是资产质量差,盈利水平低,债务负担重,财务风险大;二是管理滞后,重特大事故频发,伤亡惨重,影响恶劣,为快速发展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以上两重风险叠加,大企业存在着退出市场的危机。从外部看,更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市场化仍处在初级阶段,国家政策对于企业经营的影响力度,远大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力度,因而造成企业对于政府对于权力的长期依赖性。许多项目,企业家千金散尽、泪洒江河,你终是干不成……

我以为,董裕国先生看到的是:中国现代化变革走过三十多年风雨历程,政治体制改革分明越来越迫切了。

具体到中铁十二局以及二公司,具体到齐岳山工程项目,老董的忧思更加深入。他在笔记中写道:

我们爱企业就是爱护自己的家,可是谁知道我们却太难太难呀!一是明显的高投入,低回报——齐岳山隧道风险至极,我们只有以人财物的高投入来规避风险。我公司投入齐岳山生产设备已达5900万元,仅排水设备就投入了1100万元,超前钻探投入了1200万元,要回报平齐,哪有保证?

二是高风险,低单价——齐岳山项目为全线八大风险隧道之最,施工投资与普通隧道完全不同,开洞多工艺难而且工期长,反坡施工又必须大泵多级排水。而上头却按照普通隧道单价招用我们企业,长期无人变更此价。而且,对于已经完工后的项目,报上去迟迟批不下钱来,程序繁多无比,层层把关审批,过一关切一刀,批回我们手中一点资金,只剩下干骨头可啃,有时连队伍吃饭钱都难以解决。

三是高科技,低手段。齐岳山隧道是世界级难题,要建造,就要动用高科技工艺。而国家长期未将齐岳山难题列入科研项目,更没有正式的专家课题组,每遇难点,只好由企业出面邀请专家院士会诊,因而缺乏系统性,没有完整的提前方案,常常是岩溶揭开后,才苦苦寻求治理方案。大半时间里,动不动就得停工,等待可靠的技术措施。这就加大了企业项目成本,加大了风险性。我们更多地依赖多年开凿隧道的老经验和以往的老一套手段,来对付这个世界级大难题。

四是高质量,低标准。宜万铁路本是优质高速干线铁路,而在施工标准上,少有新线施工硬性规定,工艺和用料就难以提高上去。造价低廉,企业困苦,自然难以维持高质量高标准。试以用沙为例:宜万全线没有优良河沙可用,只好在几处固定地点机制细沙。各项目部必须频繁进行长距离汽车运输,才有机沙可用。给企业的施工造价就那么一点点,长途拉沙巨额巨量,谁也受不了,大家只好就近取材,自行解决沙料,也就会影响用沙标准。同时,各村各镇在沙料资源上又卡又要,这样,用沙标准不得不随行就市,降格使用,要保持优质工程便难上加难了……

唔,董裕国是项目指挥长,他夹在企业利益与宜万铁路之间,看得清楚明白。我深知宜万铁路上马开工,已经极不容易,国情如此,岂敢苛求?但是,同时我又不由得感叹,为什么高风险隧道,却没有高风险项目单价?为什么世界级难题,却没有世界级科研投资?非常规施工为何不按照实际费用核算?要回答这些问题,也很简单:大工程是官办公有,并非真正的市场机制,面对老病沉疴,企业只能委曲求全,忍辱负重,顺应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给面子,抬轿子,闯牌子,B纷樱取悦依赖国家主体,苦心期盼较大蛋糕。“政企分开,企业自主”,这话喊了许多年,实现也难。

老董的笔记,折射出当代中国特色。当然他也会发牢骚,他写道:我们是为社会尽责为职工谋利的企业实体,既要为国家担负工程责任,又要为职工回馈合理报酬。而没有效益的企业,那不是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无穷负担吗?企业给不了职工合理报酬,职工得不到幸福生活,谁还会保持攻坚克难的精神和力量呢?如果企业不能实现以人为本,社会也难以实现和谐繁荣……

董裕国,这位有着黑苍苍面色的黄河汉子,这位心细如发的风险工程指挥者,给我上了一堂求知践行的真情大课,使我收获颇多。我们认识中国,了解社会,探寻现代化之路,从宜万铁路百年沧桑建造史实中,足可以细察深化,鼓舞升华。

故事讲到这里,读者已经明晓——尾声将无比动听。

刘志军颁发火车头奖杯

2009年12月,董裕国他们即将完成十五局撤退后剩下的隧道里程。这3年中,他们采用两头夹击施工法,向危岩恶水实施了强攻:一边从自己熟悉的口子继续向前拓进,一边从十五局遗留的口子向里面开掘,原先一个项目部变成俩,分别施工,以期最后大会师,完成贯通。到12月上旬,两厢部队完全可以听到对面击打岩石的声音了,近了,更近了,近在咫尺,大会师大贯通就在眼前。

这时,宜万总指张梅、朱鹏飞两位老总下达指令:七载光阴似箭,弟兄们终于盼到全线胜利大贯通这一天,窗户纸即将捅破,咱们要有一个郑重仪式,庆功齐岳,犒赏三军!

12月10日,庆祝宜万铁路工程大贯通仪式隆重举行。齐岳山隧道口宽阔的空场上,彩旗飘飘扬,鼓乐齐齐鸣,国家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亲临现场。前章有述,在并不算漫长的宜万铁路上,曾经有过那么多铁道部副部长前来督战,有过那么多顶级的工程院士往复奔波,我们预测过,最后关头,说不定铁道部长也会来吧?只因为这样一条路,前后一百年,激战七寒暑,太让人牵挂,太让人动感情。这不,刘志军部长果真亲赴齐岳山来了。

这天中午,刘志军部长穿上安全装,戴了安全帽,乘坐轨道车,由董裕国等人陪着,直奔洞中掌子面。我看到,老董的脸色十分平静。

在地层深处,刘志军亲自下达贯通命令。这固然是一种形式,却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形式,将会产生标致性的效果。

嘁哩喀喳一阵子,中铁十二局齐岳山两个项目部的将士们鼻子碰了鼻子,他们跨过石渣坎儿,拥抱会师欢呼雀跃。

此刻,宜万指挥部张梅、朱鹏飞、张民庆一班人,中铁十二局董裕国、赵西民、席继红一班人,眼睛湿润,呼吸急促,心情激动,却没有发表任何豪言壮语。他们只知道,在中国版图上,沪汉蓉大通道这“一横”,这条中华复兴的金腰带,即将变作现实了。

众人上得洞口来,在一片欢呼声中,出现难忘一幕:刘志军部长双手捧起一尊金光四射的“火车头奖杯”,亲自授予了齐岳山指挥长董裕国。《铁道报》一位记者告诉我说:这般荣耀,在全中国铁路建设工地上,是绝无仅有的独例。

老董把奖杯高举过头,转身向全场弟兄们致意,就像足球世界杯冠军队的队长,向全世界举起“大力神杯”那样。

一回头,我看到恩施州党政官员肖旭明、杨天然,铁路办周昌发等等一大片当地干部群众,再一次泪飞如雨。这将是改变恩施命运的极大契机。两年来,我多次听到肖旭明、杨天然两位州领导,谈到全州蕴藏着极其富饶的矿产,旅游资源更为丰厚,却长期不能转化为优势,从今往后,州情大变,腾飞有望,他们怎能不激动。周昌发在那里忙什么?哦,他在向各位远方来宾散发介绍恩施物产的宣传品,仿佛来者都是前来考察投资项目的商客。我知道,宜万铁路通车后,周昌发和铁路办的同仁们,还要进一步修建南北走向的新线哩!

如果说,2008年8月京津高速铁路建成通车,标志着中国能够修筑一流的高速铁路,那么,齐岳山脉的贯通和宜万铁路的建成,则标志着中国西南艰险山区——世界级岩溶隧道修建难题,已经成功攻克。中国境内的所谓“筑路禁区”不复存在。

我又一次做了计算,这条铁路全长不过377公里,而一路上的隧道加桥梁,竟然达到297座之多。的确可以这样说:飞奔的列车,几乎是在不间断地穿越隧道和跨越桥梁之中,高速度跑完全程的。正因为如此,全路总投资达到225?郾7亿人民币,平均每公里耗资6000万元,且仍然不够。而艰险如青藏铁路,平均每公里造价不过1000万元。于是,宜万铁路平均造价,成为中国之最。纵观世界,也难找这么贵的铁道。而在2010年,中国完成铁路基建投资高达6000亿元,超过了“九五”和“十五”铁路基建投资的总和。

更使人高兴的是,从重庆到成都的高速铁路业已开工修建。在不久的将来,从上海到武汉到宜昌到恩施到重庆到成都,穿越蜀道盆地,直奔神州西北,可以如履平地,昼夜往返。中国人的时空观念和生活半径由此再度扩展。

想当年,保路运动杀声震天,引发辛亥革命,“一条路推翻一个王朝”;实可喜,“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詹天佑先生可以安息了。再过10年,中国铁路运营里程,可达12万公里以上。铁路,再次成为我们城市群落崛起的领跑者和经济建设的先行官。更重要者,铁路将为中国璀璨历史文明的交融光大,发生不可替代的作用。

推动此路开工上马和修筑此路挥洒汗水的人们,一辈子都值得骄傲与自豪。

土家苗寨众乡亲,可以让更多的远方来客,畅饮苞谷酒,一醉方休。

宜万铁路的故事,将永远在大西南万水千山之间回响激荡。一个无比生动的百年梦想,即将得到实现。震撼人心的火车头,就要沿着长江开过来了。

我将邀请朋友们,还有我久别的家人,登上宜万铁路飞奔的火车,拥抱恩施。

2008年3月采访于鄂渝

2010年8月完稿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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