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五十五岁了。到了这把年纪，我却拿起笔，尝试着记录一段往事，这听起来很新鲜。写作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如果真能完成这本书，那将是怎样一个故事？或许是因为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开始独自生活。这一生，我经历了很多事。当其他孩子还在上学时，我就开始在旧殖民地里做买卖，以维持生计。我做过商人、猎人、打过战，甚至还采过矿。在短短八个月前，我发了一大笔财，虽然还不知道具体数目，但确实是一笔相当惊人的财富。但是，如果为了这笔财富，让我再次经历过去十五六个月的种种艰苦，我肯定不愿意。就算知道最后一定会平安归来，会得到一大笔财富，我也不愿意。我生性胆小，不喜欢暴力，讨厌冒险。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写这本书，这不是我的老本行。虽然我喜欢看《旧约全书》和《英戈尔兹比传说故事集》，但却不擅长与文字打交道。所以，还是让我先找找写这本书的原因吧。
第一，因为亨利·柯蒂斯爵士和约翰·古德上校请求我写这本书。
第二，因为左腿疼痛，如今我在德班休养。自从被那只该死的狮子咬伤后，我就留下了病根，现在情况更加糟糕，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得厉害。那只狮子的牙齿肯定有毒，不然的话，已经愈合的伤口怎么会在一年后又裂开了呢？像我这样一个打死过六十五只狮子的人，居然会被第六十六只狮子像嚼烟草似的咬伤了腿，实在让人不可思议。这下我的计划全被打乱了。我是个按部就班的人，实在不喜欢这样的生活。
第三，我的孩子哈利在伦敦一所医院实习。医院的工作有时很无聊、很沉闷，甚至解剖尸体也会让人觉得枯燥。于是我决定写这个故事，想让他开心开心，一两个周不淘气。不管怎么说，这个故事很有趣，能给他的生活增添几分快乐。
第四，也是最后一个原因。因为我要讲的，是我所知道的故事中最最离奇的一个。这听起来很奇怪，因为除了芙拉塔，故事里没有其他女人。哦，不，还有加古尔，如果她是女人而不是魔鬼的话。但是她至少一百岁了，早已过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所以我没把她算在内。不管怎么样，我可以肯定地说，整个故事里没有女主角。
写这本书时，我好像驾车行驶在一段崎岖的道路上。车轴深陷淤泥之中，我进退两难，只能像布尔人说的那样“苏特吉斯、苏特吉斯”（其实我并不确定这个词如何拼写）。如果拉车的牲口足够强壮，最终会战胜难关。当然，如果牲口瘦弱，那就只能摇头兴叹了。好了，开始讲故事吧。
我叫艾伦·奎特曼，是纳塔尔省德班市的一位绅士。我发誓句句都是真话—当年我在地方法官面前为可怜的克伊瓦和温特沃的死因作证时，就是这样开场的。但是作为一本书的开场白，这似乎不太合适。而且，我真的是一位绅士吗？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绅士呢？我不知道。我和黑鬼打过交道。不，我不喜欢“黑鬼”这个词，得把它删掉。我认识当地一些称得上绅士的人，还认识很多带着大笔钱从家里来到这儿的白人，这些人虽然有钱，却生性吝啬，算不上绅士。我的孩子，哈利，就算你没有读这本书，也会同意我的话。无论如何，我天生是一位绅士，虽然这辈子我只做过到处旅行的商人和猎人。我是否还保留着绅士风度，我也不知道，只有你自己判断了。上帝知道我已经尽力了。这辈子，我杀了很多人，但都是为了自卫。我从来没有滥杀无辜，手上没沾过无辜者的鲜血。上帝赐予我们生命，希望我们好好捍卫生命。至少我一直努力这样做。我希望，当生命快走到终点时，我不会因此受到惩罚。然而，我们生活在一个残酷、邪恶的世界里，即使像我这样胆小的人，也被一次又一次地卷入残杀之中。我无法说清这是对是错，但是无论如何，我没有偷窃过，虽然我曾经从一个科萨人手中骗了一群牛。但是，后来他用卑鄙的手段报复了我，至今都让我困扰不已。
十八个月前，我第一次遇见了亨利·柯蒂斯爵士和古德上校。当时我去贝曼瓦多猎象，可是运气不佳，那趟旅行简直糟透了，事事都不顺。最要命的是，我还发了高烧。病情稍稍好转，我就去了金刚石矿区，把象牙、货车和牛群统统卖掉，遣散了猎手，然后搭邮车去了开普敦。在开普敦待了一周，我参加了当地所有值得参观的地方，包括植物园和新建的国会大厦。在我看来，植物园对国家大有好处；相反，国会大厦只是个摆设。另外，我觉得饭店老板对我敲竹杠。于是，我决定乘坐登克德号返回纳塔尔。我站在码头上等着从苏格兰开来的爱丁堡号。我买票上了船。下午爱丁堡号的乘客换船后，登克德号就向大海驶去。
船上有两个人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一个大约三十岁，宽胸膛，长手臂，我见过的人当中很少有人比得过他。他一头黄发，黄色的胡子非常浓密，一双灰色大眼睛深陷在轮廓分明的脸庞上。我从没见过如此俊朗的人，不知为什么，看着他我想起了古丹麦人。我认识的古丹麦人不多，对了，一个现代丹麦人曾经骗了我十英镑呢。我看过一幅画，画上是一群绅士，当时我还以为是祖鲁白人。画上的人用大大的牛角杯喝酒，长发飘飘。看着眼前这位站在升降梯旁的朋友，我心想，如果他的头发再长一些，宽阔的肩膀披上盔甲，一手拿着大战斧，一手端着牛角杯，简直就是从画里走出来的人。顺便说一下，这也许有点奇怪，后来我发现亨利·柯蒂斯爵士还真有丹麦血统。看来血统的特征果然很明显。他这副模样让我想起另外一个人，只不过当时我想不起他的名字。
和亨利爵士交谈的人又矮又壮，皮肤黝黑，和亨利爵士的长相完全不同。我很快就猜出他是一位海军军官。不知为什么，我一眼就能把海军认出来。我曾经和几个海军打过猎。虽然他们语言有些粗俗，但却是我生平见过的最勇敢、最优秀、最正直的人。
我曾经问过一个问题，什么样人才称得上绅士。现在我就来回答这个问题。虽然害群之马在所难免，但总的来说，海军军官称得上是真正的绅士。我想，一定是宽广的海洋和上帝的风净化了他们的心灵，吹散了心中的苦闷，使他们成为真正的男子汉。言归正传，这次我又猜中了，他的确是海军军官，一位三十一岁的海军上校。服役十七年后，因为升职无望，只好从皇家军队退役，得到了一个徒有虚名的军衔。这就是为女王陛下效忠的人必须面对的现实：当他们开始真正了解自己的职责，达到人生顶点的时候，却被扫地出门，只能回到冷酷的世界中辛苦谋生。也许他们对此并不在意，但是我却宁愿做个猎人。虽然贫穷，却不会受制于人。我在乘客名单上找到了他的名字：约翰·古德上校。他中等身材、肩宽膀圆、皮肤黝黑、身材壮实、看起来有些奇怪。衣着整洁，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右眼总是戴着一只单片眼镜，只有擦镜片的时候才摘下来。眼镜没有绳子固定，就像长在眼眶上似的。一开始我还以为他睡觉也戴眼镜，后来才发现自己搞错了。睡觉前，他把眼镜摘下来，连同假牙一起放在裤兜里。他有两副不错的假牙，我却一副也没有，真想打破“十诫”里的最后一诫，不过也就是想想。
出发不久，夜色降临了，天气变得越来越糟。从陆地上刮来一股强风，起了浓雾，人们纷纷离开甲板。登克德号是一艘方头平底船，吃水浅，在海面上颠簸得厉害，似乎随时都会翻船，不过还好只是有惊无险。这时在甲板上已经不能来回走动了。于是我站在引擎旁，那儿比较暖和。对面的指针随着船的摇晃慢慢地摆来摆去，指出每次船体倾斜的角度。
“指针有问题，调得不对。”突然一个声音从我背后响起，话语里隐隐带着怒气。我转回头，只见眼前站着一个人，正是乘客上船时我注意到的那位海军军官。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呢？”我问道。
“我怎么知道？根本不用看嘛，”他说话时船摇晃了几下，又恢复了平衡，“如果真的摇晃到指针指示的位置，这船早就翻了，就这么回事。商船船长就这副德性，做什么事都粗心得很。”
这时开饭的铃声响了，我暗自松了一口气。听皇家海军军官谈论这个话题，简直太痛苦了。要问这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痛苦的事，那就是听商船船长直言不讳自己对皇家海军军官的看法。
古德上校和我一起走进餐厅，亨利·柯蒂斯爵士已经入座了。古德上校挨着他坐下，我则坐在他们对面。上校和我很快聊起了打猎和其他话题。他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尽量回答。很快他就说到了大象。
“啊，先生！”坐在我身旁的一个人插嘴，“说起大象啊，你算是找对人了。这方面奎特曼猎手知道得比谁都多呢。”
一直静静聆听的亨利爵士此时显然吃了一惊。
“对不起，先生，”他向前探了探身体，声音低沉又浑厚，听起来非常悦耳，“冒昧问一句，先生，您是叫艾伦·奎特曼吗？”
我说：“是的。”
这个大个子没再多说什么，我只听见他嘴里嘟囔着“真是幸运”。
不久，晚餐结束了。当我们正要离开餐厅时，亨利爵士走过来，邀请我去他的客舱抽管烟。我同意了。于是他和古德上校带着我走进了登克德号上的甲板舱室。这是一间非常漂亮的客舱。原本是两间，当年加雷特爵士或某个大人物搭乘登克德号出海时，拆了中间的隔板，以后再也没装回去。客舱里放着一个沙发，沙发前是一张小桌子。亨利爵士让乘务员送来一瓶威士忌，我们三人坐了下来，点燃了烟。
乘务员送来威士忌后，亨利·柯蒂斯爵士点燃了烟，开口说道：“奎特曼先生，前年的这个时侯，您是在德兰士瓦省北部一个叫贝曼瓦多的地方吧。”
“是的，我是在那儿。”我回答。通常一般人不会对我的行踪如此感兴趣，然而，眼前这位绅士却了解得一清二楚，我心里不由地暗暗吃惊。
“您是在那儿做生意，对吗？”古德上校性急地问道。
“没错，我运了一车货，在殖民地外面搭了个帐篷，卖掉了所有货。”
亨利爵士坐在我对面的一张马德拉椅子里，胳膊放在桌子上。他抬起头，一双灰色的大眼睛直直地盯着我，眼里闪着奇特的渴望。
“您在那儿有没有遇到一个叫内维尔的人？”
“哦，遇到过。他就在我旁边卸车，住了两周，让他的牲口好生休息休息，说是打算去更远的地方。几个月前，我接到了一封律师的信，向我询问内维尔的事情，我回了信，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了他。”
“是的，”亨利爵士说，“律师把您的信转给了我。您在信里说，内维尔在五月初乘货车离开了贝曼瓦多，和他同行的还有一个车夫、一个向导、一个叫吉姆的科萨猎人。内维尔对您说，可能的话，这趟他打算去马塔贝列郡最远的贸易站—伊洋迪，在那儿卖掉货车，然后徒步前行。您在信里还说他的确卖了货车，因为六个月后您在一个葡萄牙商人那儿看到了那辆货车。据那个商人说，他是从伊洋迪一个白人手里买来的，至于那个白人叫什么，他不记得了。他还说那个白人带着一个当地的仆人去更远的地方打猎了。”
“是的。”
这时，大家都不说话。
“奎特曼先生，”突然，亨利爵士开口说道，“我想您肯定知道，或者猜得到我的……内维尔先生向北去的原因，或目的地吧？”
“我听说了一些。”回答了一句，我就沉默了。我不愿讨论这个话题。
亨利爵士和古德上校对视了一下，古德上校点了点头。
“奎特曼先生，”亨利爵士又开口，“我想给您讲个故事，也想听听您的建议，或许还需要您的帮助。转交信的律师说，这封信的内容是真实的。因为您在纳塔尔很有名，大家都很尊重您。您谨慎的行事风格尤其让人称道。”
我为人向来谦逊，听了这话，赶紧躬了躬身，喝了一口威士忌，以掩饰内心的慌乱。
亨利爵士接着说道：“其实，内维尔先生是我弟弟。”
“哦。”我有些惊讶，怪不得第一次见到亨利爵士时就觉得他很眼熟，原来我是想起了内维尔。内维尔比亨利爵士矮多了，蓄着黑色的胡子。不过兄弟俩都有一双相同的灰色眼睛，敏锐的眼神也一模一样，脸庞也有几分相似。
亨利爵士接着说：“他是我唯一的弟弟。我以为我们会永远在一起，一个月也不分开。可就在五年前，一场不幸降临在我们身上。当时我们大吵了一架，正在气头上的我对弟弟非常不公平。”古德上校用力点点头。这时船剧烈摇晃起来，固定在对面右舷上的镜子差点落在我们头顶上。我双手插在裤兜里，抬头一看，正好从镜子里看到古德上校点头。
“我敢说您一定知道，”亨利爵士接着说，“如果一个人死时没有立遗嘱，除了土地—在英国叫做不动产—以外没有其他财产，那么他的遗产全部由长子继承。我们俩正吵得面红耳赤时，父亲没有立遗嘱就去世了。他生前迟迟不肯立遗嘱，可惜最后却来不及了。结果，无一技之长的弟弟没有继承到父亲的财产，哪怕一个便士也没有。当然了，我有责任照顾他，可是当时我们正吵得厉害，所以我没有……说起来真是羞耻啊。”他长叹了一口气，接着说道，“我当时对他撒手不管。其实我并不是怨恨他，也不是吝啬，只是想等他先开口，主动让步。可谁知道他什么也没做。非常抱歉，奎特曼先生，我拿这些家事打扰您，但是我必须说清楚，对吧，古德？”
“当然了，当然了，”上校说道，“奎特曼先生肯定会保密的。”
“没错。”我为自己的谨慎行事感到相当自豪。
“好吧，”亨利爵士继续说道，“当时我弟弟账户里只有几百英镑。他事先没告诉我，就把账户里的钱取光了，起了内维尔这个名字，动身去了南非，指望在那儿能发财。这是我后来听说的。三年过去了，我写了几封信，都没有回音，他肯定没收到信，我对弟弟的情况一无所知。可是，随着时间流逝，我越来越担心他。奎特曼先生，您应该明白，毕竟血浓于水啊。”
“那倒是。”我想起了自己的孩子，哈利。
“弟弟乔治是我唯一的亲人，只要能得到他的消息，知道他平安无事，我愿意拿出一半的财产。我真想再见他一面啊！”
“但是他一直杳无音信，柯蒂斯。”古德上校突然说道，瞥了大个子一眼。
“奎特曼先生，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越来越着急，不知道弟弟是死是活。如果还活着，我想带他回家。我到处打听他的消息，您的回信就是我得到的结果之一。就目前来看，情况还比较好。您在信里说乔治还活着。可是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消息。长话短说吧，我决定亲自去找他，古德上校人很好，愿意陪我一起去。”
“是的，”上校说道，“你瞧，我没其他事可做。我退役了，英国海军部只给我一半薪水，还好饿不死。先生，可能您知道，或者听说过内维尔绅士的情况。那就给我们说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