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战前等待

到达弗吉尼亚比奇的基地时,天色已经昏暗下来。我朝门口的卫兵晃了晃身份证,他看到我衣服上的印花标识,挥手放行。路旁停放了长长一排当天从家返回基地的车。

离起飞还有几个小时,但我已经在家待不住了。这一周真是难熬。这是我们的通病:在家待的时间越久,就越烦躁。此时正值复活节期间,我邀来父母团聚。我们聊了聊彼此的近况,可我却没法告诉他们我工作的真实内容。举国上下都在描画复活节彩蛋,而我却怀揣着自己这辈子最大的秘密。

我们在西部的演练结束了,在等着华盛顿的政界人士拍板。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模拟目标建筑物内,我们又做了最后一次演练,返回基地前,我们终于得到命令:去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集结。

对于是否能最终获得批准,我们仍不能确定。没人欢呼雀跃,大家各有所思,各自准备着。不过,至少我们朝那幢目标建筑又靠近了一步。

我停好车,拿上背包,看到有些队友正朝队部走去。我很清楚,大家都揣着一样的心思。

“老天,真不敢相信,行动居然被批准了。”

我知道,大多数人都觉得这项行动根本不可能被实施。这种念头也是个提前的心理准备,一旦行动在最后一分钟被取消,我们也不至于太过失落。

“是啊,没错。等咱们的飞机上了天我才敢信呢!”沃尔特应和着,我俩走进了大楼的前厅。

“真要把咱们送过去的话,这可是个好机会。”我说。

一旦我们开始行动,走漏消息的风险就会越来越高。部队的其他人肯定会知道要有动作了。即使不定期换岗时新来一批士兵这种小规模的调遣,都能让人明显感觉人数激增,更别提我们这次行动会带来多大反应了。

要长途飞行了,大家正在茶室里吃东西,还有几位在站着聊天。我们都穿着牛仔裤、纽扣衬衫,一副标准的游客打扮,看样子就像正要外出度假。如果我们带的是高尔夫球杆而不是步枪和夜视仪,你恐怕会把我们当成一支职业球队。

我的装备不多,除武器外就是几件换洗衣服、洗漱用品和一双人字拖鞋。我们不会待得太久。按照计划,我们飞过去后用两天来适应环境,在第三天夜晚执行任务。

我们乘坐大巴从基地到了附近的机场。跑道上停着一架巨大的灰色C-17环球霸王战略军用运输机。这会儿引擎还没启动,空军地勤人员正在做起飞前的检查。直升机机械师已经上了飞机。不远处,一群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师们自顾自地忙活着。

我们落座后觉得还蛮舒服,就像以前来过好多次这个地方似的。执行任务时我们有这样的感觉。机舱里面,我们的装备和飞机乘务员的设备都用带子固定在地板上,座位紧靠舱壁。我把背包扔在地板上,从里面掏出绿色尼龙丛林吊床。我环顾四周,想找个拴它的地方。队友们已经如蚂蚁般爬向四处,各自找个能伸展身体的舒服地方。在让飞行过程更舒服这方面,我们可都是专家。

我把吊床拴在两个放装备的箱子中间。其他人也各得其所,或躺在箱子顶上,或躺在座位和物品的中间。有些人已经把野营床垫充上了气,只有不多的几位和我一样睡的是吊床。这东西原本是发给我们执行丛林任务时用的,可我很喜欢用它,这样就不用睡在冰冷的地板上了。

我们要先花9小时飞到德国,短暂停留后,再飞8小时到巴格拉姆。飞行中尽可能多的睡眠是极为重要的。

起飞前,空军乘务人员把我们都赶回到座位上,并要求系上安全带。只有一个空位了,就在中情局分析师珍的旁边。扣好安全带,我感觉到飞机开始滑行。几分钟后,飞机冲出跑道,快速飞向高空。飞行刚一平稳,大家就打开安眠药瓶,准备在长途飞行中好好睡上一觉。

我还不累,于是开始和珍聊天。我在北卡罗来纳州见过她,但因为要准备行动,没怎么和她聊过天。我对她很好奇,因为她可是抓捕本·拉登行动的主要分析师之一。

“老实说,”我问她,“那人是本·拉登的可能性有多大?”

“百分之百。”她傲然回应。

珍在大学毕业后就被中情局招募。在寻找拉登特别行动小组,她已经忙了至少5年。这个小组中的分析师走马灯般轮换,而她却留了下来,并且锲而不舍。在拦截到艾尔·科威特的那通电话后,是她串起了所有线索。我错过了第一天的情况介绍会,珍在那次会上陈述了他们锁定阿伯塔巴德为本·拉登藏身之所的过程。此后的几周,她作为分析师解答了我们关于此次行动目标的所有情报方面的问题。

以前我们也听过号称“百分之百”准确的情报,但每次结果都让人失望。“别随便说什么百分之百。”我说,“咱们的情报人员说百分之百的时候,往往只有百分之十的把握。说百分之十的时候,倒更可能是百分之百确定。”

她不加掩饰地笑了。“不,不,”珍说,“确实是百分之百。”“2007年那次,也说是百分之百。”我说。她当然记得2007年的那次任务,当时我们受命全力追击这位白袍飘飘的家伙。珍翻了个白眼,又皱了皱眉头。“那次的情报确实不怎么样。”她说。要知道那条情报可是来自于中情局。“整件事情很快就失控了。”

听到中情局的人自我批评可真难得,虽然该为2007年的那次惨败负责的人很多,随便扔根棍子就能砸中几个。那次任务失败的典型问题在于人人都想插一脚。当时的局面和今天的情形迥然不同,这也让我们对眼前的任务有了更大的把握。

珍敢于说出自己的观点,哪怕是面对像海军上将卖克雷文这样的高级军官。从一开始,她就表明不赞同从地面攻击。“有时候,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里的人就像是房间里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大猩猩。”她说,“我更愿意摁个按钮炸掉它。”

这是外界对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典型态度。对我们的憎恶不光来自于军方的普通人员,也来自于情报单位。因为不了解我们,所以很多人不信任我们。

“不用遮遮掩掩的。”我说,“不管对我们是爱是恨,你现在跟我们可是坐在了一条船上,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你觉得这是你们的游戏。”珍说,“可是别忘了,你们刚刚才加入进来。”

没错,这项行动就像她的孩子。珍和她的团队用了至少5年时间,才把我们领向现在要去的那个地方。现在只是由我们出场来为行动收尾而已。

“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你们确实费了不少气力。”我说,“我们很乐意出场30分钟,来个漂亮的收场。”

“我得说,你们可不是我心目中的最佳人选。”她说。

“瞧瞧,刚说过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们到巴格拉姆时天已经黑了。飞机滑向远离主航站楼的地方。舷梯打开后我看到一架C-130,它的舷梯已经放了下来,旋翼还在转动。

巴格拉姆是北约在阿富汗北部的主要基地。它位于喀布尔的北部,规模很大,几乎相当于一个小城市。对于数千名士兵和雇佣军来说,这儿就是家。在巴格拉姆少有战斗发生,仅存的“危险”就是在街上因为超速或夜间未系反光带而收到罚单。

哪怕在巴格拉姆只停留一刻,也有可能会泄露我们的秘密。

幸亏我们要前往的是贾拉拉巴德。那儿的跑道太小了,无法容纳C-17s,因此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安排这架C-130来接我们。我们可不想冒险出现在巴格拉姆的主航站楼或是餐厅里,以防被人看到。一整队基地外部队的出现肯定会引发疑问。

拿起包,摆脱掉安眠药带来的睡意,我们静悄悄地走到C-17后部,直接进入C-130。

我们坐到固定在飞机前部的橙色尼龙折叠式座椅上,空军的地勤人员把装有我们装备的三个箱子捆在飞机后部。舷梯收了起来,我们再飞一小时就会到贾拉拉巴德的基地。

C-130上的座位很不舒服。如果你坐在中间一排,你得靠后面的人撑一把才能坐直,或者干脆你就把自己陷在座位里,但那样会把背压得生疼。如果说在C-17上躺在吊床里伸展身体,就像是坐头等舱,那C-130的中间座位就像是经济舱。

C-130着陆了,虽然跑道平坦,却感觉非常颠簸。它的轮子离机身很近,就像穿着四轮滑冰鞋着陆一样。而且,着陆的声音听起来好像飞机机身撞着了地面。我抓着把手,飞机摇摇摆摆,总算停在了主航站楼前。乘务长打开舱门,一辆大巴正等着接我们去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在当地的驻地。

贾拉拉巴德的飞机场离巴基斯坦边境只有几英里。这里驻扎着不少美军部队,包括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一支部队。在阿富汗东北部执行任务的直升机都从这里起飞。

贾拉拉巴德基地比边境线沿途山谷上的小型前哨站要大一些,它是东区指挥部的一部分;它还负责给边境沿线各部队运送给养和邮件。它是15000名士兵和雇佣军的家。阿富汗安全部队协助基地的防卫工作。

跑道把基地分成了两半,士兵们住在机场的南面。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拥有自己的餐厅、体育馆、指挥中心,还有许多活动板房。驻地里驻扎着游骑兵和海豹六队,以及后勤保障人员。

我们几乎都来过贾拉拉巴德基地至少十多次,因此一迈进大门,感觉就像到了家一样。

“有什么新情况,伙计?”我们刚一到,威尔就迎了上来。

他已经得知自己将参加突袭行动的消息,因此急于想了解计划。

放下装备,我们回到火坑处会合。我们的前辈们修建了一个砖石砂浆的火坑,结果这儿成了驻地的中心广场。我们每次来都会给它添砖加瓦,现在它已经成了兄弟会的平台。在镇上买的劣质沙发上常常挤满了人,他们坐在上面喝咖啡、抽雪茄,胡吹海聊。沙发的更换频率和我们换防的频率一样高。这些沙发产自巴基斯坦,便宜的坐垫承受不了我们这些重达两百多磅的身体的长期碾压。

就在我们飞行期间,早先部署在贾拉拉巴德基地的海豹突击队队员们已经简要了解了计划。他们听说正酝酿大行动,但直到情况通报会上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因为威尔会说阿拉伯语,所以他成了他们中队唯一入选的队员,将和我们一起参加突袭行动。他的队友将作为快速反应分队,乘坐两辆CH-47在行动目标外候命,以防冲进去的人员遭遇不测。他们的另外一项任务是在目标建筑北面设立一个前沿空中加油站。身形巨大的CH-47就相当于会飞行的校车,快速反应分队可随机携带充气燃料袋,这样运送突袭部队的黑鹰直升机在返回贾拉拉巴德时就能及时补充燃料。

“你见到实物模型了吗?”我问威尔。

我们走进指挥中心旁边的会议室,我摘掉模型上的挂锁,威尔帮我抬起上面的木盖子。

“哇,真不错。”他一边说一边趴下身子仔细观看模型。

威尔是一位典型的海豹突击队队员,大概5英尺10英寸高,身形瘦削,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自学了阿拉伯语。他极聪明,很专业,少言寡语。

海豹突击队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团队。匪夷所思的是,大家都知道早已部署在这儿的这支突击队完全能和我们一样出色地完成这项任务,那为什么又召我们前来呢?把任务赋予我们的唯一原因是我们进行了必要的演练,说服了白宫的决策者批准这项行动。执行任务的每个小队都是可以相互取代的,由谁最后执行取决于天时地利。

“给我一份行动计划。”威尔说。

“好,我们在第一队。”我说,“咱们的飞机首先从东南面靠近,然后停在这儿。”

我指了指院子上方。

“我们从飞机上垂下绳索,顺绳而下,然后清理这所主楼,它的代号是C1。”我说。

这些都是标准步骤,威尔很快就明白了。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们再次熟悉了整个计划,设想了所有意外情况。我跟威尔讲了我们的无数次演练,直至形成了目前的方案。威尔第一次接触这份计划,而我们已经演练了好几周。用3周时间演练一项任务是很罕见的。在阿富汗或伊拉克,通常我们从接到任务,制订计划,到最后实施只用几小时而已。

指挥部的头儿们还在谋划全局的计划和做协调工作。现在万事俱备,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

一般来说,我们都有注意力缺乏症,至少我们开玩笑时这样说。我们可以非常专注,但时间不会太长,而等待是我们最害怕的事情。沃尔特却总是让我们等待上面的批准,这让我觉得很难熬。我甚至没有耐性看完一部电影。

大家都用各自的妙招调节自己的情绪。我的办法是整理装备,件件物品都拿来一查再查。夜视仪和红外激光瞄准具的电池都换成了全新的,无线电也充上了电。所有物品都摆放得整整齐齐,军靴和袜子摆在叠好的制服旁边;装有两块防弹插板的背心,装弹药的袋子,还有HK416突击步枪,都依次摆放在我的床上。

我用细细整理装备来消磨时间,但离午夜或我们的午餐时间还有好几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必须想其他办法打发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去健身房。有人在做咖啡,可不是速溶的,而是用法式压滤壶做的。一名队员带来了一个派力肯安全箱,里面装有压滤壶、研磨机和各色咖啡豆,据说能冲出星巴克咖啡的味道。我看过他们做咖啡,做一杯能花一个小时。他们把咖啡豆研碎,再榨出咖啡;然后小心地把水烧开,坐在火边开始细细品尝。煮咖啡已经上升为一种仪式,沉迷于其中,就不必用太多的时间坐着干等。每个人都有自己打发时间的高招。如果行动方案最终获得批准,离发起突袭就还有两天时间。

第二天,我、威尔和两名队友一起去机库见驾驶员。来自于第160特航团的飞行员们一直和我们共同演练。

我们几乎只和他们合作。在我们眼里,他们是全世界最棒的飞行员。

特迪正在机库门口等候我们。他个子不高,五十多岁,留着平头,是一号直升机的飞行员。我们绕黑鹰直升机转了几圈,给威尔看了登机方案。临走前,我们还聊到了意外情况。

“如果出了意外得紧急降落的话,我会尽力降在西边的那个露天院子里。”特迪说。

我们把那个院子称为“回声”(Echo),它是这所宅子里最大的露天区域。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特迪清楚一旦飞机被敌人的火力击中或操作失灵,这个院子就是最佳的降落地点。

“不过不用担心。”我说,“有人给咱们垫底儿。就算有飞机失事,那也一定是第二队。”

我还从来没有遭遇过飞机失事。但我们这一队的12个人中间有7位曾经遭遇过,而第二队只有两位。我们开玩笑说,按照平均数定律,我们的飞机应该不会坠落。

机会稍纵即逝。从下周起照明周期就开始延长了。一个月内我们都再不会有这样理想的条件了。而且,既然已经准备就绪,拖延得越久,走漏消息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准备计划的这三周里,知道这次任务的人员数目以几何级的速度在增长。

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活动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麦克雷文在阿富汗,这本身不是什么新闻,但他正前往贾拉拉巴德的消息还是引起了不小的**。突击队的一名上校要把我们的日常行动报送给巴格拉姆的指挥中心。他最终看明白了我们的任务,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有行动正在进行。

而华盛顿方面关注的主要是情报的准确性。珍的同事并不像她那么自信,对于本·拉登是不是藏身在这所宅子内,他们只有百分之六十的把握。

身在阿富汗,我们无须关注华盛顿方面的书面意见。我们每天都要开会,无人机一直都在宅子上空侦察情况。而且,我们还得应付头儿们拍脑袋作出的决定。我们的所有任务多多少少都会碰上这样的突发奇想出来的“妙计”,这些东西并不受欢迎。头儿们的时间太充裕时,就会冒出一些奇思妙想,结果这些不切实际的奇思妙想恐怕就会成为我们要执行的任务的一部分。

“头儿们想让我们拿着手提式扩音器来维持秩序。”负责外围安全的队长说,“这条建议和使用警灯有一拼。”先前,头儿们突发奇想,想让外围安全队拖来一辆本·拉登的汽车,在上面安一盏警灯,好使这次任务看起来像是当地警方的一次行动。

“我只好说,‘长官,我们要把车推出来吗?我们可没车钥匙呀。’”队长说,“如果方向盘锁住了怎么办?而且,谁有时间去推车,还要一直推到街角那儿?更别忘了,车上还有一盏闪烁的警灯呢,咱们在哪儿可就人人皆知啦。”

“巴基斯坦的警灯什么颜色?”我问。

“不知道,”他说,“我也正要问这个问题呢。然后我们又花了半个小时讨论阿里。”阿里是中情局的翻译,能讲当地的普什图语。“这条妙计是让阿里穿上当地平民的服装。而他两边就是我和机枪手,我们都穿着制服,那他不穿制服又会怎样呢?”

最终还是正确的逻辑在两场论争中获胜。我们不用巴基斯坦警灯,阿里也还是穿着自己的制服。

“运筹帷幄者”们一旦插手具体事务,这类事情就层出不穷。中情局的人曾让我们背上60磅的箱子以屏蔽手机信号。我们的负重本来就是个问题,所以这条“妙计”很短命。如果在争辩这些妙计上浪费的时间能够收回来的话,我们的寿命没准都能延长几年。

第二天夜里,我坐在火坑边和查理、沃尔特一起品尝刚煮好的咖啡。当天的辩论已经结束了,辩论的话题是应该射击本·拉登身体的哪个部位。

“别朝脸上射,”沃尔特说,“恐怕全世界的人都想看他当时的照片。”

“但如果漆黑一片,我又只能看到他的头,我可不想等着他引爆自杀背心。”查理说。

“这些照片被看的次数肯定会是最多的。”我说,“要是有的选择,我看该射胸部。”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沃尔特说。“你记着朝上瞄,”我对沃尔特开玩笑,“你的个儿可才到他的腰。”

我们已经敲定在电影中由伊利亚·伍德(ElijahWood)来扮演沃尔特,因为他还没有霍比特矮人高呢!

给这部本·拉登电影寻找演员的玩笑让人乐此不疲。这次任务要是有好莱坞版本,那由谁来扮演谁?没人能像布拉德·皮特或是乔治·克鲁尼那么神勇英俊。我们队中倒是有一位红头发队员,那无疑该让“胡萝卜·顶端”(CarrotTop)扮演他。沃尔特怎么说也该让“指环王”里的佛罗多来演,不用去找二流的喜剧明星。

“要是这次干成了,我们就帮杰伊的肩膀上加星喽。”我说。

大家都知道,如果这次行动成功,对于像杰伊这样的军官,那就可以青云直上,很有可能杰伊哪天就成了上将。对于其他能沾上边儿的人就没什么意义了;对于我们,这不过是一项工作而已。

“我们肯定能让奥巴马再次当选。”沃尔特说,“我现在就能想象到他的样子——大谈特谈他如何命令杀死了本·拉登。”这样的情形我们以前见过,当时他把拯救菲利普斯船长的功劳归于己。尽管我们都欢迎他做的这个决策,但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这次行动毫无疑问会成为他的政治资本。

我们都知道这次行动的意义非同小可,远比我们这些人的意义大,也比所谓政治的意义大。也许军官和政客们会从中受益,不过这并不会减弱我们实施行动的意愿。事情从来就是这样,我们得到的回报就是享受工作的过程,除此以外,再无其他。

天快亮了,火坑里的火也快着完了,我们也都打算回去睡上几个小时,因为我们是在夜间行动。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驻地的大多数人都是白天睡觉。

我取了两片安眠药。没有药片大家都没法休息。我们使尽浑身解数用平常心看待这次任务,但它就是不一样。短短两天,好似数月。

第三天应该是“行动日”,但厚厚的云层延误了我们出发的时间。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总是被延误,这在意料之中。延误总比取消强。麦克雷文想让无人机观察宅院里的情况,以免本·拉登在我们赶赴那里的时候已经逃走;但厚厚的云层使侦察机无法工作。

白天,我们在一间狭长的房间里召开情况通报会。房子中间是手工打造的木制长椅,感觉有点像教堂。房间的前面是平板电视,用来播放幻灯片,还有无人机拍摄的画面以及卫星照片。

今天的会议室里可是够挤的。我挨着查理坐在后面的长椅上。另外一个中队的几名海豹突击队队员挤在模型旁边,正在精心研究。这模型真是抓人眼球,不知不觉就把你的目光吸引过去了。

会议的部分内容是如果这次任务执行得极不顺利,巴基斯坦当局要逮捕我们的话该怎么办。

总统已经允许我们自我防卫,甚至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与巴基斯坦军方交火。我们已身处巴基斯坦腹地,因此一旦被扣留,我们必须得有个理由,而不能说出实情。

“伙计们,”长官说,“听听头儿们出的主意:就说我们是在搜寻一架坠落的ISR。”

ISR是军方对无人驾驶飞机的称呼。也就是说,我们要告诉巴基斯坦的审讯官,美国空军丢失了一架无人驾驶飞机。

我们都大笑起来。“这就是他们想到的最好说辞吗?”房间后面有人在问,“怎么不干脆给我们一个喇叭、一只警哨呢?”

这样的说法太荒谬可笑了。不管怎么说,巴基斯坦也是我们的盟国,如果我们真的丢了一架无人机,国务院可以直接和巴政府交涉,把它弄回来。这理由太不靠谱了,根本经不起滔滔不绝的质询。

不过至少它让我们笑了笑,也许上面知道幽默能帮我们缓解压力。事实上,如果真到了那个地步,没有任何说法能掩盖事实。你想,22名海豹突击队队员,身背60磅的高科技装备,还有一位爆破手和一名翻译,总共24个人,再加一条狗,正在突袭离巴基斯坦的一所军事学院仅几英里之遥的一处住宅区……

会议结束时,海豹六队的指挥官到了。他一头银发,蓄着胡须。多年前的一次跳伞意外使他失去了一条腿。他走向会议室的前方,我几乎看不出他那条假肢迈步时有什么异样。

向我们介绍情况的军官退到后排,指挥官在前方站定。刚才的嬉笑声、抱怨声逐渐低了下去,一时间房间里鸦雀无声。“伙计们,”指挥官说,“我刚和麦克雷文通完电话,他刚和总统谈过。行动获得了批准,我们明晚发起攻击。”没有欢呼声,也没人击掌庆祝。我扫了一眼身边长椅上坐着的这些兄弟,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并肩作战。

“我的老天,不用再开会了。”我心里嘀咕着,“我还以为不会来真的呢!”不用再管那些“锦囊妙计”了。最重要的是——不用再等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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