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笑了两声，然后说：“其实你只是发音不准，语调不对而已。我还是听得懂你讲的英文。”
开口说英文，除了发音和语调外，还能剩什么呢？
我们各买了二十元的红豆饼。
一拿到红豆饼，她就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
“你刚刚没吃饱吗？”
“有呀！刚才吃得好饱了。”
“那你怎么还吃得下？”
“女人如果能够抗拒美食的诱惑，就不会有那么多间瘦身中心了。”
我点点头，算是附和。
“还有一块钱……”她低头沉思一会儿，然后说，“我干脆给你电话号码好了，你待会儿打公共电话给我。”
她拿出纸笔，写了8个数字，递给我。
“我怕一块钱不够用。”我笑着将纸条放进外套的口袋。
“是吗？”她看了我一眼，冷冷地说，“敢跟我打赌吗？我绝对不会让你投第二块硬币的。”
说完后，她转身向前走。
她又恢复冰封状态，原来南极就算会出太阳，也仍然有黑夜。
我跟在她身后走着，彼此没有交谈。
在一个路口等红灯时，她又摸了一下右耳垂。
我突然发现，她摸耳垂的动作和水晶耳环的淡蓝光彩一样，都有点刺眼。
“很晚了，你怎么回去？”
“我在这附近租房子，走着去就行。”
“需要我送你吗？”
“不需要。我不喜欢让人知道我住的地方。”
“嗯，那么再见了。”
“你还是可以用英文说bye-bye的，不要怕被我笑。”
说完后，她又笑了出来，拿出一块钱硬币：“记得打电话给我，路上小心。”
我回到家，随手把背包和红豆饼搁在餐桌上，立刻再出门打公共电话。
“请问……”
“不用问了，这里只有我。”她很快地打断我的话，“你到家了没？”
“已经回到家了。你呢？”
“废话！你电话打假的吗？”
我打了一下脑袋，暗骂自己的愚蠢，然后思考着要怎样继续。
“那你干吗还跑出来打公共电话？”
“不是说好要打公共电话吗？”
“那么你身上也一定只有一个一块钱硬币啰！”
“对啊！”
“真笨！我们又没打赌。给我你的电话，我十分钟后打给你。”
我不假思索地念出电话号码，连该犹豫该怀疑该兴奋或该婉拒的考虑时间也没。
“嗯，是我。”十分钟后，她在电话那端的开头就是如此简单。
“你的电话只有你，我的电话可未必只有我哦！”
“我相信你一定会乖乖地待在电话旁等我的，不是吗？”
她的笑声透过话筒，反而有种稚嫩的感觉。
“你说对了。”被她的笑声感染，我也轻松多了。
不晓得是因为电话线可以提高她声音的温度，还是电话中的她原本就不冷，我觉得跟她在电话里聊天是很安全的。
所谓的安全，是我不必担心我脱口而出的任何一句话，会引她射来一支冷箭。
曾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忘了我和她只能算是不熟的朋友，或甚至连朋友也谈不上。
有点像是入了戏的男主角，当他情不自禁地搂住女主角并发誓一生一世爱她时，却忘了在导演喊Cut后，她可能只是别人的黄脸婆，拥有与他无关的喜怒哀乐。
也许她甚至会抱怨刚刚男主角的拥抱太紧。
我只记得她打电话来时，刚过午夜十二点。
这时的Cinderella应该已经换去一身的华服，脱掉那双玻璃鞋。
没有华服和玻璃鞋的伪装，Cinderella才叫灰姑娘，而不是她自以为的高贵公主。
当我挂上话筒时，仙女的魔棒失效，我才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事。
“早上十点整，台北火车站西3门口见！”记得她是这么说的。
我却忘了我是如何答应的。
我甚至忘了我是否有答应。
我只是看看墙上指着四点的钟，然后计算着还剩下几个小时的睡眠。
我知道她不喜欢等人，所以我提早到西3门等她。
但不喜欢等人的人通常会有个坏习惯，就是会让人等。
就像会嫌饭不好吃的人通常都不会煮饭的道理是一样的。
十点十五分，她出现了。
“嗯，你好。”我打声招呼。
“哟！这么客气？好像我们是陌生人一样。”
她歪着头微笑着。
“去哪？”我问她。
“你听我的，还是我讲你听？”
“那还不是都一样。”
“当然不一样呀！一个是请求，一个是命令。”
她煞有介事地说着，好像很认真地在区分两件容易混淆的事。
“不过不管是请求还是命令，只要让我当家就好了。”
她笑得有点狡猾。
“好吧！当家的，您做主就行。”我也笑了。
所以，我发现跟她在一起的好处：我永远不必担心要去哪里杀时间。
她总是可以临时想到要去的地方，然后挑选出当时心里的第一志愿。
事实上，她似乎永远只有第一志愿，而没有第二、第三志愿。
如果第一志愿可以如愿，那她会兴奋莫名；如果不能如愿，那么即使我远在十米外，她的神情和身影也会让我感到62蔡智恒文集寒冷。
俗语说：万事起头难。
起了头后，以后似乎就不难了。
从那天起，上至看电影逛街，下至坐那班4∶55的火车，我们都会在一起。
这样算约会吗？有时我心里会闪过这个问题。
如果从旁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像是不做肢体接触的恋人。
除了我们的肢体一直没有交集外，其他情侣们约会时应该会出现的现象我们都有。
唯一缺乏的是，我们从不争吵。
理论上，争吵是不好的。
但矛盾的是，人们的感情通常要累积到一定的程度，才有资格争吵，也才会争吵。
我常怀疑，是否应该说是我们根本吵不起来，而不是没有争吵的机会。
她讲话的语气像冰，脾气也像冰，生气的样子更像冰。
即使我有熊熊的怒火，恐怕也无法使冰块燃烧吧。
每当早上起床后、深夜睡不着、下午无所事事时，我总是会很理所当然地想到她，就像口渴时会想拿杯子倒水来喝。
如果爱情的本质像口渴的，那么她是我解决的过程，还是我满足的方法？
换言之，她是杯子，还是水？
我也常想起一句话：“何自有情因色有，何缘造色为情生。”
为何你会对她产生感情呢？那是因为她的样子已经深印在你脑海。
为何你的脑海里会有她的样子呢？那是因为你已经对她产生感情。
原来生命的本质是个回圈，连爱情也是。
而当我惊觉时，我已陷入了回圈。
唯一可以拉我跳出这个回圈的，只有她的水晶耳环，或者说是她抚摸耳垂的动作。
但就像流行歌曲里所唱的：“爱与不爱都需要勇气，于是我们都选择了逃避。”
她逃避心里对他的思念，我则逃避她有男朋友的事实。
如果在周玉寇面前不能提到黄义交，那么“他”就是我们之间唯一的忌讳。
有一次，她模仿了电影《流氓大亨》中钟楚红的角色对白：“爱过一次，元气大伤。”
这是她最接近忌讳的一句话。但也只有这么一次。
我忘不了的原因是因为她也忘不了抚摸右耳垂。
“如果，只是‘如果’，你真的喜欢我的话，你会告诉我吗？”
“假设，只是‘假设’，你没有男朋友的话，你会喜欢我吗？”
“‘如果’你喜欢我，‘假设’我又没有男朋友。你会告诉我吗？”
“‘如果’我喜欢你，‘假设’你又没有男朋友。你会喜欢我吗？”
在如果与假设之间，我们同时坚持着嘴巴的最后一道防线。
也许，我和她跟典型的情场男女一样，谁也不愿意先松口。
好像先松口的人会背负先沉沦的耻辱，或是冒着被嘲笑的风险。
就像传说中的鹬跟蚌，互不相让的结果，便是等着渔翁来造成两败俱伤的场面。
可惜情场上永远只有鹬跟蚌，从来就没有渔翁。
所以我和她不仅都不是赢家，连输得一败涂地的权利也没有。
不知道是第几次我们同坐4∶55那班的火车，我只记得那天仍是个周末。
那次她的话似乎特别多，多到竟然还泄露出她的腰围。
在火车快到桃园，我正准备等她头壳坏去也泄露出胸围时，她突然转移话题问我：“听过《4∶55》这首歌吗？”
“我没听过。是中文歌吗？”
“是英文老歌，它是《爱你一万年》的西洋原曲。”
“哦，好像有印象了。”
“想听吗？”
“好啊！”
她拿出CD随身听，把耳机的一端放入她右耳，另一端放入我左耳。
“准备好了吗？要注意听哦！”
我点点头。
她用食指贴近嘴唇，比了个“嘘”的手势。
然后按下了PLAY键。
YesIsawyouatthestationLongdistancesmileYouwereleavingfortheweekendCatchingthe4∶55Withyournewfriend……“好听吗？”听得正入神之际，她拔掉了我的耳机。
“很好听。为什么突然想到这首歌？”
“你很聪明的，自己想想。”
“我只是聪明，而不是通灵。”
她仿佛故意忽视我的抗议，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后来我才知道，她要表达的是歌词中的第三句和第四句。
因为两天后，她从桃园中正机场离开台湾，去了美国。
那是我最后一次跟她同坐那班4∶55的莒光号。
她没有说再见，也没有说bye-bye。
当然更没像灰姑娘般，留下玻璃鞋。
虽然这是可以预期的结果，但这种结果发生时，我还是66蔡智恒文集无法接受。
我想莫名其妙的开始，势必要伴随着莫名其妙的结束。
甚至用“开始”来形容我和她之间，根本就是莫名其妙。
因为我们可能未曾开始。
也许，我跟她不是不能开始，也不是不想开始，而是不敢开始。
她在美国的日子，我仍然口渴。
每当用杯子倒水喝时，我都会想：她是杯子，还是水？
曾经认为她只是杯子，于是想换杯子来喝水。
但后来发觉，即使她只是杯子，我还是会固执地当她是水。
因为如果换了杯子，我就不想喝水了。
我想，我将会因为这种变态似的坚持而枯萎很久。
“喂。讶异吗？”一星期后，我却又听到她的声音。
“当然讶异！你一切好吗？”
“还好，快适应了。”
“你走时怎么没告诉我？”
“告诉你干吗？你又不会跟我一起出国，那么何必知道。”
“起码我可以去机场送你啊！搞不好我们可以在机场来个洒泪而别。”
“少无聊了。快把笔拿出来，我念电话号码给你。”
三天后，我拨了通电话给她。
“MayIspeaktoCinderella？”
这是我第一次打国际电话，我练了好久。
“？”
“YoucancallmeNumberone！”
“Whatdoyoumean？”
“你可以叫我第一名啦！”
“Shit！是你怎不早说！”
“你听不出我的声音吗？”
“你的英文那么烂，谁听得出来！”
虽然我们仍能很轻易听到彼此贴心的问候，但我们的距离，已经不仅是空间，还有时间和气候，甚至是心情。
“我们真的离得好远，远到足以让你听不到我的心跳声了。”
“Bye-bye，你的晚安我的午安。”
“喂！你知道吗？其实下雪时没想象中冷呢！”
“偷偷告诉你，台湾同乡会会长好像很喜欢我哦！你该加油了。”
“我发觉我有梅花性格哦！梅花是愈冷愈开花，我则是愈冷愈兴奋。”
与电话相比，我比较喜欢收到她的信件。
不管是贴邮票的信，还是E-mail。
除了说些生活学业上的琐事外，她最常重复的，就是那班4∶55的莒光号火车。
因为她一直很怀念跟我同坐4∶55火车的时光。
她还说她曾在纽约火车站看到一班4∶55的火车，不过是68蔡智恒文集在第九月台。
“管他的，我就上了车。反正在美国，到哪里都是陌生的。”
我似乎能感觉到她在电话那头耸耸肩：“So，whocares？”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只身在国外念书的女孩子，是不该没有眼泪的。
起码在碰到端午节或中秋节之类的节日，总该象征性地流下几滴眼泪意思一下。
可是不管是在电话或信件中，我从未听见或看见她示弱。
她总试图去“证明”她是快乐且不孤单的，并尽可能炫耀异乡新鲜有趣的生活。
即使述说她的车子在雪地里抛锚也是如此。
有一句俗话是这么说的：“帅哥跟美女一样，你愈证明你是，你就愈不是。”
那么，她愈证明她快乐，是否代表她愈不快乐呢？
毕竟真正的帅哥美女，一看便知，不需证明。
“圣诞节有一个月的假期哦！我回台湾找你。”电话中的她兴奋地说着。
“好啊！需要我去接机吗？”
“不用了。我到家会call你。”
“嗯。”
“干吗反应这么平淡？你应该要雀跃万分呀！”
“是是是。我真是高兴到无尽头啊！”
“笨蛋！”
“嗯，是我。”回到台湾的她，声音听起来是如此的近。
“嗯……”我有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毕竟九个多月没见面了。
“明天出来见个面吧！”
她没变，邀约总是用惊叹号，而不是用问号。
“When？andwhere？”我说。
“假装我们要坐那班4∶55的火车，我们第一月台见！”
“我能认得出你来吗？”
“废话！”
我很轻易地认出她，即使火车站里仍然挤满了柠檬。
但让她像苹果的，不知道是那熟悉而远远的微笑，还是青色白色红色的装束？
“你好像没变。”我走近她。
“会吗？你不觉得我变漂亮了？”
“不，应该说变得更漂亮了。”
“你倒是变得会说话了。”
“去哪？”我也是没变，习惯让她当家。
“我特地出来让你看我一下而已，只有十分钟。待会儿我爸妈要帮我洗尘。”
“我已经看到了，那么……”
“那么你就可以瞑目了。”
“你的幽默感还是没变。”我叹口气。
“很好，你仍然可以欣赏我的幽默感。我先走了，晚上再call你。”
可能是巧合，她刚转身离开，火车汽笛声也响起了。
4∶55的莒光号，还有她跟我，同时离开台南火车站的第一月台。
那天晚上我等电话响起，一直等到凌晨一点。
“嗯，是我。”
她的开场白没变，但声音哽咽了。
“你怎么了？在哭吗？”
“难道笑会是这种声音吗？”
“为什么哭呢？”
“我看到了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你很聪明的，应该知道。”
这次我突然通了灵，我猜她看到了那副水晶耳环。
“然后呢？”
“我在想我以前为什么那么傻？为什么不让我先认识你？”
“于是？”
“于是我气自己的无能，连忘掉一个人也做不到。”
“因此？”
“因此我更气了，我把它丢到窗外。”
“然而？”
“我发觉我好心疼。”
“结论是？”
“我……我好像根本忘不了他，尤其在知道他也到了美国以后。”
我第一次听见她哭，她的哭声让我联想到杯子破碎的声音。
我想，已经破碎的杯子，再也无法盛水了吧。
耳畔仿佛又响起那班4∶55火车离站的汽笛声……“Cinderella，放那首《4∶55》的歌来听吧。”
“你现在要听？”
“嗯，请把CD音量开大声一点，我才听得到。”
“为什么突然想听这首歌？”
我没回答，只是叫她也一起听。
就像我们第一次在火车上共用耳机来听《4∶55》一样。
与其说是她不能挣开那副水晶耳环的枷锁，倒不如说是我无法忍受水晶耳环的刺眼光彩。
所以，再见了，欣蕊。
不，你说过我仍然可以说英文的。
Sobye-byeCin-CinderellaEverythingjusthastochange……你也是很聪明，应该会知道这句《4∶55》歌词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