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9章 观现实迷惑不解 忧庶民彷徨烦闷

眼睁睁地看着新王朝几年来的混乱局势,目睹天下黎民百姓苦不堪言的惨景,刘秀越发忧心忡忡。

一种无力之感,在刘秀心中油然而生,自语道:

“我刘秀一芥小民,势单力薄,人微言轻。对绝望无助的现实,我一个人的力量,根本就无能为力,又能够怎么样呢?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只有消极地应付罢了!

苍天啊,我大汉民众,究竟造了什么孽,要遭受如此多的磨难呢?”

一种忧郁与愁闷,愤怒与怨恨的情感,就这样长久地郁积在刘秀的心里。

“现在看来,大哥和我的差距,不是一般般。他是多么高瞻远瞩,富有远见卓识啊!”

刘秀这时逐渐醒悟过来,“大哥寻求家族自保的预防措施,的确是认清了时务啊!

如果没有大哥这样见识超群,卓有远见的行动,我们怎么能够保全我们自己的家族呢?

和大哥的远见卓识比起来,我刘秀是多么渺小啊!”

刘秀渐渐地认可了大哥刘縯筑垒自保的行为,心里有些惭愧后悔。

“如今的大新王朝,外表看起来依然十分强健,但内部早已经彻底溃烂。

其实早已经外强中干,已经撑不了多少日子了。天下大乱的惨景,不可避免地,将会突然降临。

我们不求自保,不是只有与新王朝一道陪葬,意味着全族覆灭吗?”

刘秀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了形势的严峻。

越思考这些严峻的现实问题,刘秀心里的担忧和烦恼越盛,甚至想放弃自己的学业,回到舂陵。

刘秀的头脑里,总会不自觉地想起,当初离家进京,临走时大哥刘縯对他的殷切希望和谆谆嘱托。

刘秀还总会回想起,丽华妹妹脉脉含情的眼神里,饱含的美好祝愿。

想起这些,刘秀就觉得学无所成,内心有愧。

幸好不久,刘秀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新同学,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刘秀才逐渐疏解了心中的一些愁绪,没有最终悲观沉沦和孤寂下去。

刘秀希望自己,能够从典籍简牍中,寻求到破解烦忧,实现理想的秘诀。

太学的经典众多,可以说汇集了当时天下有益之书。太学的课业,也是五花八门,种类繁多。

刘秀虽然对王莽的新王朝的未来,和进入仕途做官,很是悲观失望,但他依然抱着“书到用时方恨少,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想法,开始了如饥似渴地钻研各门课程的太学学习生活。

刚进入太学不久,刘秀就遇见了他的南阳郡老乡,大师兄朱祐。

大师兄朱祐,给予了刘秀无数的教诲和帮助,令刘秀一生受益匪浅,一直感激不尽。

西汉末年、新王朝初年的南阳郡,是一块以现在的河南省南阳市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这是一个面积多达四万六千一百七十平方公里的著名大郡。

南阳郡的东面及南面,是海拔一百至两百米的桐柏山丘陵,向东与华中平原,南面与湖北的丘陵地带连接。

南阳郡的西部,是山地,相当于方山山脉的东端,和高达一千多米的武当山相连。

南阳郡的北面,有海拔高达一千至二千五百米的伏牛山脉,北接河南郡、弘农郡。

四面被山脉或丘陵包围的南阳郡,呈现的是一块南北长约一百四十公里、东西长约二百公里的盆地状平原。

这个平原自北向南,有排子河、刁河、湍河、照河、白河、唐河、清水河等河流淌,在湖北的襄阳附近,与流自西部山地的汉江合流。

南阳平原大致中心的位置,是现在的新野市。新野市的东北约五十公里,是现在的南阳市,即汉代的宛城。

南阳的历史悠久,吕尚受封的吕邑,据说就在宛城以西,那里还有楚申伯之国,其后有申亭。

南阳设郡,是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年)的事情。

《史记》对此,作了如下的记载:

“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宛亦一都会也。俗雅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史记》上又记载说道: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伐秦魏,迁孔氏南阳。

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然其赢得过当,愈于纤啬,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西汉时期,朝廷在南阳置工官、铁官,南阳郡城宛城,总计有百姓四万七千五百四十七户。由此可见,南阳工商业之兴盛。

朱祐字仲先,南阳郡宛城人,本名朱祜。

(同时代的历史书《东观汉记》,为避汉安帝刘祜的讳,把朱祜的名字写作朱福。刘宋王朝的范晔,写作《后汉书》,不用避讳,恢复原名,写作朱祜。)

少年时,朱祐的父亲早早去世,朱祐就成为了一个孤儿,随着母亲一道,回到刘氏的娘家生活。

朱祐的母亲姓刘,出生于南阳的刘氏宗室贵族复阳侯家族。

就这样,朱祐跟随自己的母亲刘氏,住到了外祖父复阳侯刘氏的家中,由外祖父刘氏抚养成人。

复阳侯的封地,在南阳郡城宛城以南,距离郡城宛城大约六十公里。

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时,汉宣帝封长沙顷王刘鲋鮈的儿子刘延年,为复阳侯,封国就在胡阳乐乡,因在土复山之阳而得名。

朱祐的外祖父刘氏,是复阳侯刘延年的后裔子孙,与白水乡的舂陵侯家族,同样出于定王刘发一系。

年青之时,朱祐常常往来于宛城朱家与复阳的外祖父刘氏的家中。

因此,朱祐很早就与刘秀兄弟相识了。刘秀以及大哥刘縯,二哥刘舯与朱祐的关系,都十分亲密。

朱祐到太学的时间,比刘秀、邓禹更早一些。

因此,在太学里,身为大师兄的朱祐,常常非常热心地照料和帮助着刘秀、邓禹等学弟。

朱祐不仅给予刘秀、邓禹学业上的帮助,为他们介绍着太学的老师和同学,甚至还在生活上照顾着刘秀、邓禹的阴识起居。

因此,朱祐与刘秀、邓禹等人的交情,非同寻常,超越了一般的同窗感情。

在大师兄朱祐的建议之下,刘秀最终决定,拜中大夫许子威为师,研读《尚书》;邓禹则拜博士江翁为师,研读《诗经》。

刘秀的老师许子威,是个称职而本份的太学博士,官拜新王朝的中大夫一职。

可惜,许子威这么牛皮的帝王老师,历史上对他的记载却不多。有的东西,只能够凭作者或者研究者的妄加猜测。

主要原因也许是,这位许老师具有一种低调淡定、循规蹈矩,不事张扬的个性吧!

刘秀选学的课程是《书》,又称《尚书》、《书经》。或者再说确切一些,刘秀选学的专业是书经,而且是今文书经,不是国师公刘歆所一心倡导的古文书经。

《尚书》就是上古之书。当然啰,要说起来,在五经之中,《尚书》可能算是最难学懂的了。

就是现在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读起来,也觉得《尚书》跟《易经》一样,有些拗口,别扭,深奥难懂,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弄透彻《尚书》的意思。

据现代一位研究者的看法说,后来的《后汉书》、《太平御览》、《东观汉纪》等权威的史学著作,都说刘秀那时的学习成绩,仅仅是“略通大义”、“大义略举”而已。

后代的不少研究者,就死死抓住“略通大义”、“大义略举”这些话,认为刘秀那时在太学的学习成绩,肯定不怎么样。

有人甚至联系起,刘秀上学期间所搞的一系列的勤工俭学活动,比如与同乡韩寒合伙买驴,派仆人刘安用驴车载人赚钱,做“驴的”生意;刘秀与朱祐一道合伙,买来糖、蜜、草药等原料,制成草药糖丸出售等等,来证明刘秀在太学学习,不务正业,成绩并不优秀。

据现在已有的史料看起来,虽然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的确确,对光武帝刘秀,有很多很多的溢美之词。但刘秀那时的成绩,真真切切,还算是相当不错的。

其实根本不需要为刘秀贴金。有一位现代研究者的看法,其实很多人,都比较赞同。

那位研究者认为,认为刘秀研读尚书,仅仅是“略通大义”、“大义略举”,就判断刘秀那时在太学的学习成绩,肯定不好,这个看法和观点,其实是大可商榷的。

就像现代的读书人,对陶渊明所说的“不求甚解”那句话的误解一样。

一般人常常以为,对任何问题不求甚解,都是不好的。其实也不尽然。

我们虽然不必提倡不求甚解的态度,但是盲目地反对不求甚解的学习态度,同样也是缺乏充分的理由和根据的。

“不求甚解”这句话,最早是在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中出现。

在这篇短文中,陶渊明写道:“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人们往往只抓住了陶渊明这句话中的前一句话,而舍弃了他说的后面一句重要的话,就对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读书态度很不满意。

陶渊明说的前后两句话,意思是紧紧相连,交互阐明的,其中的深意是非常清楚的。实际上,这是古人读书的一种正确的态度。

我们应该虚心地领会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读书态度,完全不应该对陶渊明的这段话,滥加粗暴的不讲道理地非议。

应该承认,好读书这个习惯的养成,是很重要的。如果根本不读书或者不喜欢读书,那么无论说什么求甚解或不求甚解就都毫无意义了。

因为不读书就不了解什么知识,不喜欢读,也就不能用心去了解书中的道理了。

一定要好读书,这才有起码的发言权。真正把书读进去了,越读越有兴趣,自然就会慢慢了解书中的道理。

一下子想完全读懂所有的书,特别是完全读懂重要的经典著作,那除了狂妄自大,自以为是的人以外,谁也不敢这样自信的。

而读书的要诀,全在于会意。对于这一点,陶渊明尤有独到的见解。所以他每每遇到真正会意的时候,他才会兴奋得连饭都忘记吃了。

这样说来,陶渊明主张读书要会意,而真正的会意,又很不容易,所以他只好说“不求甚解”了。

可见这“不求甚解”四字的含义,主要有两层意思:

一层意思是表示虚心,目的在于劝戒学者不要骄傲自负,以为什么书一读就懂,实际上不一定真正体会得了书中的真意,还是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只是不求甚解为好。

二层意思是说明读书的方法,不要固执一点,咬文嚼字,而要前后贯通,了解大意。

这两层意思,都非常重要,值得我们读书时好好地去认真体会。

史书对刘秀学习《尚书》的“略通大义”、“大义略举”的评价,完全可以用陶渊明的“不求甚解”来领会,其实是赞誉刘秀虚心的品行,和认真学习的态度的。

据后来的历史演变来看,的的确确,刘秀并不是一个读死书的人,而是非常善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学者。

就是刘秀的勤工俭学的理念,到了今天,也是非常值得我们的学子们努力提倡和学习的。

今文经学的《尚书》,讲究的就是微言大义。它与刘歆提倡的古文经学,讲究名物训诂,要求按字义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

古文经学反对谶纬、灵异,注重实际考证。经书上没有的东西,就不能乱扯,事事讲究循规蹈矩,有理有据,墨守成规。

古文经学这样的治学理念与方针,与今文经学讲究微言大义,是迥然不同的两种风格。

所以很多人也都认为,那位研究者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

就是说,史籍讲到刘秀研读《尚书》“略通大义”、“大义略举”,就是赞扬刘秀把握住了学习《尚书》的精髓、实质与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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