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接着我去拜见戈克利先生，在法古逊学院的院内找到了他。他热情地欢迎我，立即赢得了我的好感。尽管也是第一次同他会面，可我们却像是旧友重逢一般。对我而言，费罗泽夏爵士仿佛是喜马拉雅山，罗卡曼尼亚如同海洋，但戈克利却像是恒河。喜马拉雅山是高不可攀的，至于海洋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而恒河却敞开怀抱，带给人们一场清新的沐浴。一只船，一把桨，泛舟于河上，该是多么令人惬意啊。戈克利如同一个校长测试新生一般，细细地考问了我。他告诉我该去找谁，去哪里找，并提出要看看我的讲稿，还带我参观了法古逊学院，保证会一直向我提供帮助，也嘱咐我与潘达卡博士谈完后，把谈话结果告诉他，我怀着极为愉快的心情离开了。从政治的角度上看，戈克利生前在我心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时至今日，也还是无人可替代的。
潘达卡博士像一位慈父般接待了我。我是在中午时刻拜访他的。我在这个时刻还急于找人担任主席这个事实，打动了这位不屈不挠的大学者，他也赞成我坚持要找一个无党派的人士担任大会主席的意见，他不由自主连声说道：“这倒是的，这倒是的。”
听我说明来意后，他说：“大家都会对你说我是不参加政治活动的，可是这次我无法拒绝你。你的理由是这么强有力，而你的勤奋又这么令人欣赏，使我无法拒绝你的邀请。你事先和狄拉克和戈克利都商量了，做得好。请转告他们：我乐意担任这两个组织联名举办的大会主席。不必考虑我什么时间合适，对我而言任何时候都很方便。”说完后他便与我道别并致以祝福。
不费吹灰之力，浦那的那些学问渊博、大公无私的社会活动家们，便在一个朴素的小地方举行了一次集会，这令我怀着对自己的使命的更大的信心满意而归。
接着我又去了马德拉斯，在那里我受到了狂热的欢迎。巴拉宋达朗事件给这次集会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的讲稿已经印好了，对我而言，讲稿内容相当长，但听众却很用心地聆听每一个字。大会结束后，照例在会场出售那本“绿皮书”。我拿出了10000册修订本，它们像刚出笼的新鲜点心一样十分热销。实际上没必要大量印行这本书，出于热心，我对这本书的需求估计过高。我是针对讲英语的那些公众演讲的，而在马德拉斯，单是这个阶层没有一万人那么多。
在这里，给予我最大帮助的人是格·巴罗梅斯瓦朗·皮莱先生（现已故），当时他是《马德拉斯旗报》的主编，曾对这一问题有过细致深入的研究，他常请我去他的办公室，还给予我指导。《印度教徒报》的格·苏伯罗曼尼安先生和苏伯罗曼尼安博士也是对南非的印度侨民深表同情的。然而格·巴罗梅斯瓦朗·皮莱先生却可以把《马德拉斯旗报》的专栏完全交给我来打理，而我也就充分地运用了这个机会。我还记得苏伯罗曼尼亚博士主持了巴才阿巴大厅的集会。
我大部分的朋友给予我的眷爱以及他们对于这个事业的热情是那样伟大，虽然我不得不使用英文同他们交谈，但依然觉得毫无隔阂。只要有爱，人世间还有什么障碍不能被消除呢？
五十四“速归”
我又从马德拉斯赶去了加尔各答，在那儿碰上很多困难。那儿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于是便在大东旅馆开了房间住下，后来我才结识了《每日电讯报》的业务代表叶勒妥贝先生。他邀请我去他的住处孟加拉俱乐部。当时他还不知道带印度人到俱乐部的客厅是被禁止的。得知这条禁规后，他便把我带到他的房间里。对于当地英国人的种族偏见，他也感到很难过，并因不能请我到客厅而向我致歉。
既然到了这里，我当然该去拜会一下“孟加拉的偶像”苏伦德罗纳斯·班纳济。见到他时，正有一批朋友围着他，他说：“我担心人们不关心你的工作。你知道，我们这里有不少困难。不过你尽可以试试看。必须博得王公们的同情，还要去拜见英印协会的代表，最好和罗瘏·皮亚立穆罕·穆克琪爵士以及席诃罗瘏·泰戈尔谈一谈。这两个人都很开明，而且热衷于公众工作。”
照他的建议，我一一去拜见了这两位绅士，但没什么结果。他们都待我很冷淡，只是说在加尔各答举办一次公众集会很不容易，如果想在这里办成什么事情，实际上要靠苏伦德罗纳斯·班纳济。
我察觉到自己的任务越来越困难了。我去《甘露市场报》拜访时，接待我的绅士把我当成一个流浪的犹太人。去《孟加拉人报》的情况更糟，主编让我苦等了一个钟头。很明显他要接见很多人，但即便访客全都走光了，他还是懒得看我一眼。我鼓起勇气向他说明来意时，他说：“难道你都没有看见我们很忙没空吗？像你这种客人总是没完没了。你最好走吧，我不想听你说。”当时，我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但很快便谅解了这位主编的处境。我早就听闻《孟加拉人报》的大名，知道那里的访客是络绎不绝的，而且大都是他认识的人。他的报纸不愁没有话题讨论，而南非问题在当时是鲜为人知的。
无论哪个来访者遭受过多少的不幸和苦难，他也不过只是众多进入这位主编的办公室的人们中的一个，而大家都各有各的苦难，这位主编怎么能够一一见完呢？何况大家总以为报馆主编是个很有权力的人。但只有主编自己明白，他的权力实在跨不过这道办公室的门槛。不过，我并没有因此气馁，还是继续去拜访其他各报的主编。像过去一样，我也去找了英印混血的主编。后来，《政治家报》和《英吉利人报》认识到南非问题的重要性。在和他们的主编长谈之后，他们予以发表全文。
《英吉利人报》主编宋德斯先生把我看做自己人。他的办公室随我使用，报纸也交给我打理。甚至准许我随意修改他写的关于南非问题的社论，还把校样提前送来给我看。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之间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他答应竭尽所能协助我工作，而且说到做到。我们一直保持通信，到他病重才终止。
我的一生中，享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友谊，往往是不期而至的。宋德斯先生之所以对我报以厚爱，就在于我的实实在在，以及我对于真理的热爱。他在对我的事业报以同情和理解之前，曾详细地考察了我，他发现我对南非的白人的情况也可以不偏私地、公正客观地向他说明，并且还带有欣赏的眼光。
经验告诉我，赢得公正最快的方法就是公正待人。
宋德斯先生给予我的意料之外的帮助使我大受鼓励，开始有勇气设想在加尔各答举行一次公众集会也许可能成功。但这时我却接到了来自杜尔班的电报：“议会1月开会，速归。”
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报社，说明了我匆忙离开加尔各答的原因，并即刻起程前往孟买。动身前，我发了一封电报给达达·阿布杜拉公司在孟买的代理行，请他们给我订好最早一趟开往南非的船票。当时达达·阿布杜拉刚好买了一艘名为“科兰”的新轮船，他坚持要我搭乘那条船，还特别优待我和我的家眷免费乘坐。盛情难却，我满怀感激地接受了，于12月初第二次远赴南非，同行的还有妻子、两个儿子和寡姐的独子。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代理的另一条名为“纳德利”的船也在同一时间开往杜尔班。这两条船的乘客加起来总共有八百人左右，这些人中有一半去德兰士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