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二十五初次体验
在我回到国内之前，从凤凰村起程的那群人已经先到印度了。按计划我应该比他们早到印度，但由于我忙于参加英国的战争，就把计划打乱了。当我发现自己可能会无限期地被阻于英国时，我得为凤凰村的人们找到一个安身之处。我希望他们在印度也住在一起，如果可能的话，让我们像在南非时那样继续生活下去。我人在英国，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让他们去住，因此发电报告诉他们去找安德禄先生，并按他说的去做。
就这样，他们暂时先在康格立的古鲁库安顿下来，史华密·史罗德兰吉（现已故）将他们视若自己的儿女。后来他们搬到圣提尼克坦（Shantiniketan）书院[即和平村，在加尔各答北100英里处。
]。在那里，诗人[指泰戈尔。圣提尼克坦书院后来在泰戈尔的努力下变成了著名的国际大学。
]和他的同事们都很爱护他们。凤凰村村民在这两个地方居住的经历对他们和我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常对安德禄说，诗人、史罗德兰吉以及苏希尔·鲁德罗院长，都是非常可爱可敬的人。在南非时安德禄常常乐此不疲地提起他们，听安德禄活灵活现地讲他们的故事也是我在南非的美好回忆之一。安德禄把凤凰村的村民们介绍给苏希尔·鲁德罗，鲁德罗院长没有书院，但他把自己的家完全留给凤凰村的人居住。他的热情与慷慨让大家有回家的感觉，一点也不会因为离开凤凰村而怅然若失。
我在孟买上岸后才听说凤凰村的人都到了圣提尼克坦书院。所以我见过戈克利以后，便赶忙去看他们了。
我在孟买受到了热烈欢迎，我又进行了一次小小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那个欢迎会是在杰罕济·贝迪特先生的宫殿里举行的，在会上我不敢用古遮拉特语说话。我是一个跟契约工人生活惯了的人，一置身于金碧辉煌的宫殿，便感觉到自己是十足的乡下佬。我当时穿着一件卡提亚华外衣，戴头巾，扎“拖蒂”，看起来比今天的样子还要文明一点，[甘地后来习惯于上身，扎着“拖蒂”，踩着木屐，天冷时上身就披一条大围巾。
]但是面对贝迪特先生家的那种豪华壮观的大厅使我不知所措。幸而费罗泽夏爵士一直在那里照顾我，我才勉强应付过去了。
此后还有一次古遮拉特人的欢迎会，是由乌塔姆·特维蒂（现已故）组织的，古遮拉特人执意要给我办欢迎会，否则就不让我走。我事先了解了欢迎会上的节目安排。真纳（Jinnah）[（1876—1948），原为国民大会党的领导者之一，后脱党参加了全印穆斯林联盟，1940年后，他极力主张脱离印度，成立新的国家巴基斯坦。1947年印巴分治后，他成为巴基斯坦总督，被称为巴基斯坦国父。
]先生也参加了，因为他也是古遮拉特人，我记不清他到底是欢迎会的主席还是主要发言人了。总之他用英文发表了一个简短精妙的讲演。印象中其他人大部分也是用英文发言的。轮到我讲话时，我用古遮拉特语表达了我的谢意，同时也表明我对古遮拉特语和印度斯坦语的偏爱，并且谦逊地提出不该在一个古遮拉特人的集会上用英语发言。我这样做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因为我也担心像我这样一个久离祖国的游子居然对已成定例的做法指手画脚，也可能会被认为是失礼的。然而似乎并没有人误会我坚持用古遮拉特语致答谢词的动机。大家似乎都认同我的做法，我感到非常高兴。
集会这件事就这样增强了我在同胞们面前提出一些新建议的胆量。
我在孟买住的时间不长，却体验了很多这一类的经历，随后我便应召去浦那见戈克利了。
一百二十六与戈克利在浦那
刚到孟买时，戈克利便派人通知我说，省督想见见我，并说按规矩我最好在赴浦那前就先去见省督。我按照戈克利的意思去拜见了省督阁下，寒暄一阵子之后，他对我说：“我请求你做一件事情，希望你无论何时打算采取同政府有关的行动时，请事先通知我。”
我回答道：“没问题，因为我是一个非暴力不合作者，照例事先要了解对方的意见，并设法尽可能同他找到最好的解决之道。在南非时，我也是严格照这个规矩行事的，在这里我也会这样去做。”
威灵顿勋爵向我致谢，并对我说：“你何时来见我都行，你会看到我们的政府是为人们谋福利的政府，绝不会做损害人民利益的事。”
我的回答：“这也是支持我走下去的信仰。”
见过他以后，我便去了浦那。我无法把在这段宝贵的时间内发生的所有值得追忆的事情全都记述下来。戈克利以及印度公仆社的朋友们非常热情地向我表示欢迎。记得戈克利把全体社员都召集过来欢迎我，我和他们坦诚地交流各种各样的问题。
戈克利非常希望我加入这个团体，我也有同样的意愿。但是有的社员却觉得我的想法和做事的原则和他们的有太多不同之处，所以让我入社可能不大合适。然而戈克利却认为，尽管我会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我还是愿意，也能够包容他们的不同意见的。
“但是，”他说，“社员们还不知道你是准备抱着妥协的态度加入的，他们都很固执地坚持自己的主张。我希望他们能接受你，但如果他们不接受的话，请千万不要怀疑他们对你没有敬爱之心。他们是不愿意冒险，担心会因为意见相左而损害你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无论他们是否接纳你，我始终把你当做社员看待。”
我告诉戈克利，我的想法是不管我是不是社员，我希望尽快办一个学院，把凤凰村的村民安顿下来，地点最好是在古遮拉特，因为身为一个古遮拉特人，我觉得为家乡服务也就是间接在为国家服务。戈克利赞成这个想法，他说道：“你当然可以这样去做。无论你和他们商谈的最终结果怎样，办学院的经费请务必交给我筹划。我会把办学院当成我自己的事业来做。”
听到他这么说我感到非常快乐，这样我既不必为筹措经费劳神，也不是孤独的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了，遇到困难时，有人能为我提供可靠的指导和帮助，这使我的心理负担大大减轻了。
于是戈克利请来了德夫医生（现已故），请他专门在该社的账目内给我开一个账户，如果我需要办学院的资金或是其他的公共开支，都可以随时支取现金。
接着我准备去圣提尼克坦了。出发前夕，戈克利为我饯行，只邀请少数几个朋友来参加一个茶会，细心为我订制了符合我饮食习惯的食物茶点，就是水果和坚果等。尽管举行茶会的房间离他的房间只有几步远，他却没有力气走过来，但是他实在舍不得我走，坚持要来和我告别。虽然他终于来了，却很快就昏倒了，不得不被抬回房间。他常常会像这样昏厥过去，即使他这样虚弱，还吩咐我们要让茶会照常举行。
事实上这个茶会就是一次座谈会，是在该社宾馆对面的空地上举行的，我和朋友们在会上一面吃着花生、枣子和应季的水果，一面谈心。
然而戈克利这次的昏倒事件在我的人生中却有着特别的意义。
一百二十七这是威胁吗？
离开浦那后，我先去拉奇科特和波尔班达探望了我的寡嫂和其他亲戚。
在南非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时候，我为了和契约工人维持密切的关系，大大地改变了自己的穿衣习惯，即便在英国，不出门时我就保持着这种很简单的穿衣风格。在孟买上岸时，我穿了一套卡提亚华服装：一件衬衫，一条“拖蒂”，一件外衣和一条白围巾，它们全都是用印度棉布做的。但是这次我是要从孟买坐三等车旅行，围巾和外衣是多余的，所以就不带这两样东西了，我又用8—10个安那买了一个克什米尔帽子。这样一打扮人们一定觉得我是一个穷人了。
当时正在流行黑死病，不记得是在维朗坎还是在巴德湾，有人上车来检查三等车乘客的健康状况，不巧的是我正好在发烧，检查员记下我的名字，叫我到拉奇科特时亲自去医务所报告病情。
大概有人放出消息说我要经过巴德湾，当地的一位知名的公共工作者——莫迪拉尔裁缝就到站上来接我。他告诉我当地的风俗习惯，以及火车乘客因为瘟疫而必须遭遇到的种种困苦情形。因为我正在发烧，所以不大想讲话，就用一句简单的问话来结束我们之间的谈话：“你打算坐牢吗？”
我以为莫迪拉尔就是一个做事鲁莽的青年，讲话也是不假思索的。然而莫迪拉尔并非这样的人，他坚定地答道：“如果您愿意领导我们，我们当然愿意坐牢，我们是卡提亚华人，我们对您有提出请求的优先权。当然了，我们现在不是要阻挡您的行程，但是请您答应回来时会暂停在这里一段时间。要是您看到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工作状态和精神状态，您会高兴的。请相信我们，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会立即响应号召。”
莫迪拉尔的话令我刮目相看。他的同事们夸奖他说：“我们的朋友不单单是一个裁缝。他的手艺很好，他每天只要做一小时的工作，每个月便可以得到15卢比的收入，因此他就把剩余的时间全部投入到公众工作中。他领导着我们，他的思想使我们为自己原来受过的教育感到惭愧。”
后来我和莫迪拉尔的关系日益密切，我才发现人们对他的赞美一点都不过分。他决定每月抽出几天的时间来当时刚成立的学院住几天，一方面可以教那些孩子们裁缝的技巧，另一方面他自己也会为学院做一些裁缝工作。他每每与我谈起维朗坎的情况，以及火车乘客的困难，已经到了令他无法忍受的地步。后来，他生了一场急病，在壮年时便死去了，他的过世令巴德湾的公众事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接着说我第二天一到拉奇科特，便到医务所去汇报病情了。那里有的人认识我，医生觉得非常难为情，有点生那个检查员的气。其实没有必要生气，那是那位检查员的职责所在。检查员不认得我，即便是认识我，也得秉公处理。后来那个医生不让我再来汇报了，而是坚持让检查员来为我检查。
在瘟疫流行时，为了公共卫生，检查三等车乘客的健康状况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某个大人物坐在三等车上，无论他们有怎样的地位，都应当自觉遵守穷人们遵守的条例，而铁路上的官员们也不能偏私。我的经验却告诉我，铁路上的官员们并没有把三等车乘客当同胞看待，而是把穷人们当做一群任人宰割的绵羊。他们对穷人说话的态度傲慢，动不动就发号施令，不容人分说或是争论。三等车乘客必须惟命是从，好像他就是官员的奴仆似的，官员们甚至会无缘无故地殴打或勒索他们，直到把他们弄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才会把票卖给他们，有时还会害得他们误车误点，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除非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或是有钱人自愿放弃特权，坐三等车，不把穷人受到的艰难、无礼和不公的待遇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还下定决心为消除这一切不平等而斗争，否则改革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卡提亚华时，我到处听到有人在抱怨维朗坎海关的弊端。于是我决定找找威灵顿勋爵，毕竟他答应会协助我，然后我立即搜集并翻阅了一切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文献，亲自证实人们的抱怨确有根据，然后便与孟买政府通了信，想要讨一个说法。随后我去拜访威灵顿勋爵的私人秘书，求见勋爵阁下。勋爵表示同情，但是把责任推给德里的人了。他的秘书说：“如果这件事归我们管的话，我们早就把海关撤了。这件事超出了我们的职权范围，你得去找印度政府谈这件事。”
于是我就和印度政府通信，但是印度政府除了承认已收到我的信件以外，再没有其他答复了。直到我有机会见到詹士福勋爵后，这个事情才得到解决。我告诉他这些事实，他向我表示惊讶，说他一点都不知道这些情况。在耐心地听完我陈述后，他立刻打电话查阅了有关维朗坎的文件，并答应我，如果当局不能做出解释，他就把海关撤销。几天后，我就在报纸上看到消息，维朗坎的海关已被撤销了。
我把这次事件当做是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开始。因为我去找孟买政府的总督大人时，他的秘书对我在卡提亚华发表的一次演说中提到的非暴力不合作表示不以为然。
“这不是威胁吗？”他说，“你以为一个强大的政府会理会你的威胁吗？”
“这不是威胁，”我回答，“而是教育人民。我有责任告诉人民解除疾苦的一切合法手段。一个想要争取自立的民族应该知道获得自由的一切方法和手段。通常会包括暴力，而且暴力会被当做解决问题最后的办法，可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不同，它是绝对不使用暴力的一种武器。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人们解释它的做法和它的界限。我不怀疑英国政府是一个强大的政府，但是我也深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最有效的良方。”
这位聪明的秘书怀疑地点点头说：“我们瞧着吧。”
一百二十八圣提尼克坦
离开拉奇科特后，我赶到了圣提尼克坦。那里的师生向我表示了热烈地欢迎。欢迎会完美地结合了朴素、艺术和爱。也是在这里，我头一次见到卡卡萨希布·柯列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