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开个玩笑逗个乐子，菲尔就只喜欢跳伞了。身为组长，菲尔最喜欢让我们进行空中行动的演习，特别是高跳高开。这种技能是潜入目标区域最好也是最隐秘的方式。高跳高开其实就是从机舱跳出，几秒后打开降落伞，然后利用伞的帮助到达指定着陆点。
我在五队的时候就拿到了自由式跳伞的资格证，但是到了海豹六队，我才算是真正掌握了跳伞技术。
说实话，第一次从机舱跳出去的时候，我也很害怕。
走到舷梯边上然后往外跳，总是让我觉得有点别扭。一开始我对跳伞不只是害怕，甚至还有些讨厌。虽然每次着陆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喜欢上了跳伞，但到了第二天，我又会心惊胆战起来。我强迫自己一遍遍地练，直到最后，跳伞终于变得没那么难了。跳伞跟基础水下爆破训练一样，我们不能随意退出。而跳伞本来就是我们工作中的重要内容，所以我只能让自己喜欢上它。2005年，在我和陆军三角洲特种部队被共同派往伊拉克执行任务时，菲尔已经在阿富汗成功地完成了一次运用高跳高开技术的任务。我们一直在针对这种行动进行训练，但我从没想过有一天真能在实践中把它派上用场。从加入突击队起，我就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之间跑来跑去，不是被派到这儿，就是被派到那儿。我的生活逐渐形成了一种模式：部署、训练、随时待命。我们参加过很多行动。它们大同小异，我已经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了。但是通过这些部署作战，我们很快积累起了很多宝贵的实战经验。我们作为一个集体也逐渐提高了技战术水平，比之前更具战斗力。2009年，我们终于接到了一个特别的任务。
当时，我还在休事假，正等着坐航班飞回弗吉尼亚比奇。就在等待的时候，我在机场的电视墙上看到一条突发新闻。载有17000吨货物的“马士基·亚拉巴马”号货柜船在前往肯尼亚蒙巴萨途中，在非洲之角附近遭到索马里海盗袭击。我还记得那天是2009年4月8日，星期三。海盗掳获了“马士基·亚拉巴马”号的船长理查德·菲利普斯，并挟持他一起乘坐该船的一艘救生艇逃走。他们只有9天的口粮。美国海军“班布里奇”号驱逐舰一直尾随这艘救生艇到索马里海岸外约30英里处。船上的4名海盗都持有AK47。
坐在机场我就在想会不会召唤我们回去。我所在的中队正处于待命期间，必须在接到命令一小时内部署到全球的任何指定地点，所以我能请到假简直是捡到了天上掉的馅饼。
在电视屏幕上，我看到了那艘在海浪里晃来晃去的橙色救生艇。不远处就是灰色的“班布里奇”号驱逐舰。机场太吵了，我试着挤近一些，想听听新闻里是怎么说的。我离开弗吉尼亚比奇的前几天一直还都风平浪静，但这会儿，我感觉会有召唤命令。救生艇的镜头再次闪现在电视屏幕时，我口袋里的手机也响起来了。是菲尔打来的。
“看新闻了吗？”他问。
“看了，刚看。”我说。
“你现在在哪儿？”
当时，我是队里除了组长以外最资深的队员了。“我在机场呢，”我回答道，“正在等返程航班。”“好，那就好。”菲尔说，“尽快回来。”一瞬间，我的心里像着了火一般。飞机最好能飞得再快点！这次行动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可不想错过了。但就算没什么急事，登机也是件很折磨人的事。我看着人们排着长龙，有的缓缓前行去找自己的座位，有的正在焦急地往头顶的行李舱塞放行李。我在心里面默默地恳求他们快一点。我们起飞得越早，我就能越早回去工作。而且，一旦起飞，手机只能关机。如果他们想传达什么信息也联系不到我。直到乘务员关上舱门的那一刻，我所知道的就是自己收到了归队的命令，要求我一小时内赶到中队。而我一抵达，全组就要立即出发。
我戴上耳机，想闭目养神一会儿，但根本做不到。在弗吉尼亚落地后，刚出登机口没几步，我就开始打电话。“喂，怎么样？”接通菲尔后，我问道。当时已经是当地时间晚上8点多了，因为我是从西海岸赶过来的。“先在这儿好好待着，别乱跑，”他说，“明天一早就要开始工作了。我会让你了解最新动态。计划已在讨论中，但我们还得等华盛顿最终决定。”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就开始了工作。菲尔和我在中队办公室碰了个头。我们坐在会议室的桌子边上开始进入正题。“现在我们要解救一个人质，”菲尔告诉我，“从4个海盗手里。他们想要200万美元来换取人质。”“不是谁都能知道自己到底值多少钱的。”我说。“要是我就再多要点。”菲尔说，“区区几百万，开价也太低了，除非他们是找我前妻索要赎金。”
“他们要去哪儿？”我问他。
“他们想联系自己的同伙，还想把菲利普斯带回他们的营地或者母船上去。”菲尔解释道，“所以，我们已经准备要么拿下一条船，要么搜查海滨地区，端掉他们的一个营地。”
练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两种任务我们都早有准备。“‘班布里奇’号上已经有几个我们的人了。”菲尔说，“他们一直在非洲执行任务，昨天晚上上的船。我们和海盗的谈判在星期四破裂了。”“在他们抵达海岸之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我问。“因为他们和别的部落有些矛盾，海盗不想在目前的位置上岸。而他们自己的部落还要再往南一些，所以他们至少还要两天才能上岸。”
我问了问召唤命令有没有下达。“还没下命令。不过已经在研究讨论了。”菲尔说。“怎么我们到现在还没收到任何消息？”我说，“作个决定要这么长时间，这实在是太不正常了！”“伙计，作决定的是华盛顿。”他说，“不正常吗？”一天后，我们终于接到了召唤命令。当时我们的绝大部分队员已经归队，所有人都整装待发。
约20小时后，C-17战略军用运输机的活动舷梯打开了。阳光洒满整个机舱。
东非的阳光明亮而刺眼，我遮住眼睛，并任由微风拂面。几分钟后，我看到绑在一艘笨重的灰色快速攻击艇上的小降落伞“啪”的一声打开了，并且把这艘船一点点从飞机尾部拖了出去。船上装有我们所需的一切装备。我们打算先把船、船上的装备和船员空投下去，然后再空投突击队员。
“咔哒，咔哒，咔哒。”
我能听到船在金属滚轴上向舱门移动时发出的声音。这声音越来越急促，直到船彻底脱离舷梯。过了一会儿，第二个降落伞打开了，第二条船像一团灰色不明物体似的，瞬间“发射”出去。船员们也紧随其后跳了下去。
看着船飞出机舱，我忍不住喊了起来。当船员们跳下舷梯时，我周围的人更是欢呼起来。
当我等着舷梯边上的队友翘起拇指、做出一切顺利的手势时，我异常兴奋，心跳越来越快。此时，他们正在仔细确认船上的降落伞是否已经打开。
我们选择跳到“班布里奇”号背后的盲区。这样，海盗就不会发现我们了。美国海军水陆两栖攻击舰“拳师”号正准备与我们会合。过去，它是用来运送海军陆战队队员上战场的。我们将从这艘船的甲板上出发，开始行动。
在不远处的海面，船员们已经到达快速攻击艇的附近，并开始整理降落伞了。我们还要等30分钟才能跳，这30分钟看上去似乎会很漫长。
我坐在靠近飞机前部的一个座位上。与我紧挨着的是中队的一名谈判专家，他身上系着双人跳伞带，这条背带的另一头就紧紧地捆扎在我的胸前。就在几小时前他才知道，他要做的不只是来非洲帮我们解救人质，还要先从高空跳到印度洋里才行。
为了把所有所需人员空投到“拳师”号上，我们必须进行3个双人跳，其中就包括这位谈判专家。这3名非海豹队成员能为这次行动提供非常重要的支持。飞行途中，我找了个机会和这位谈判能手坐下来随便聊了几句。
“你要和我一起跳。”我对他说，“准备好了吗？”
他很瘦，留着短短的头发，浑身散发着书生气。当我给他说起跳伞大概是怎么回事，等一下会遇到什么情况时，他看上去有点儿紧张。
“以前跳过伞吗？”我问。
“没有。”他答道。
当6分钟倒计时铃响起时，每个人都站起身来做最后的检查。我发现谈判专家的脸色已经变得惨白了。从舱门第一次打开后，他就再没有多说过一句话。至少我第一次跳伞是在亚利桑那州；而他第一次跳伞就是实战，还要跳进印度洋。
“我们不会有事。”我安慰他。但他看上去并不太相信我的话。舷梯又一次打开。飞机上大概有40名跳伞者，大家在舷梯旁排好了队。
“准备！”跳伞长一边喊，一边向我们发出跳前30秒倒计时的信号。我能感受到谈判专家的腿开始发抖了，当我们靠近舷梯时，他抖得更厉害了。“喂，老兄，放松些！”我对他说。他只要记住我告诉他的那些话，就算帮了我的大忙了。
“绿灯，跳！”跳伞长放下了舷梯。高空中，大家晃晃悠悠地走向舷梯，然后一个一个往下跳。靠近舷梯时，我能看到地平线附近水天相接的美景。我走上前，拍了两下跟我一起跳的搭档的肩膀，在他的耳边使劲喊道：“就位！”这个信号的意思是要他走到跳伞位。我想让他站在舷梯边缘，这样，我们一起往外跳的时候，我就不会把他的小腿撞到舷梯上。他整个人僵在那里一动不动。我能感觉到他的脚想要抬起来，但似乎却在舷梯上钉得更深了。我又拍了拍他，冲他喊道：
“就位！”
他还是没动。
我们没时间再等了。于是我把他推到前面，然后一股脑儿一起跳了下去。
减速伞在我身后“砰”的一声打开了。这个小伞能帮助我们保持稳定，并控制自由下降时的速度。和以前的数百次跳伞一样，我顺着脸颊摸到拉绳，用力一拉，打开主伞。
突然间，所有飞机的轰鸣声和嘈杂声都消失了，一切都安静了下来。仅有降落伞在风中哗哗作响。
环顾四周，真美。新鲜的空气让从机舱出来的我们感到一阵舒畅。天空和海水通透而碧蓝。只有几缕白云高高飘浮在我们头顶。扫视下方，我看到一个个降落伞旋转着，组成一个巨大的旋涡。旋涡的中心，4艘灰色的舰艇正在海面上漂荡。
我的队友们避开彼此，打着旋儿，从四处飞扑下来，落入海中。
这片海比较平静，只有小小的波浪。不远处，“拳师”号开阔平坦的甲板正等候着我们。当我们快碰到水面时，我立刻把主伞拉平，然后“咚”的一声跳进了跟洗澡水温度差不多的海水里。我解开拴着谈判专家的搭扣，开始把自己从降落伞背带的五花大绑中解放出来。
我们离那艘船不过20码。之前为了跳伞方便，我把橡皮脚掌用胶带粘在了脚踝处。现在我撕掉胶带，让它们垂下来，然后往谈判专家的身边游去。在我身后，备用伞已经渗满了水，备用伞包把整个降落伞一点点拽下水面，最终沉入海底。我游到谈判专家身边时，他穿着救生衣，正在使劲踩水，想靠近悬挂在船边的梯子。
“怎么样，老兄？”我问。
“太疯狂了！”他说。
从飞机舷梯放下来直到现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笑。我爬上快速攻击艇，在船前部找了个位置。现在，我们要等着清点人数。因为这种船只能容纳12人，船上很快就拥挤不堪。我爬到船头，把脚荡在水里。水流把我的脚蹼推来荡去。
“我说伙计，你没看到鲨鱼吗？”一名队友爬到船头问我。
“没有啊。”我说。我知道这一带海域有大批鲨鱼出没，但目前还没看到有什么东西靠近。
“兄弟，我刚才游过来的时候看见水下有个巨大的影子。”他说道。
我立刻收回了脚蹼。
就在我们在飞行途中时，菲利普斯曾尝试逃跑，这使局势更加紧张。他成功地跳入海里，但又被海盗从海里捞起来用枪指着了脑袋。他们绑住了他的双手，还把一部电话和一台美式收发报机丢入了海里。因为海盗觉得菲利普斯船长可能在用这些东西接收我们船上的指令。
当时，救生艇的燃料已经用尽，只能在海面上随风飘荡。“班布里奇”号指挥官弗兰克·卡斯特利亚诺已经说服海盗让驱逐舰来拖行救生艇，并征得海盗同意通过驱逐舰上的硬壳式充气橡皮艇为他们运送食物和水。在其中一次运送途中，第四个海盗阿卜杜尔·瓦伊穆西因为手上有伤要求医疗救助。他被转送到“班布里奇”号上进行治疗。瓦伊穆西是在阻挠菲利普斯想要逃走时把手弄伤的。
星期六，在成功登上“拳师”号之后，我们派了一个小队登上了“班布里奇”号。中队其余成员则高度保持警惕，原地待命。一旦救生艇上岸，我们就不得不在岸上展开解救行动。
登上“班布里奇”号的小队是由一个突击小组、几名狙击手和一个指挥小组组成的。海豹六队在扇形船尾处设立了一个观察点。在谈判进行时，狙击手开始移动瞄视。我们现在是静观其变。
星期天，我们突然接到消息，说菲利普斯现在已经平安登上“班布里奇”号。很快，所有人都了撤回。我碰到了我的朋友加里。在基础水下爆破训练期间，他在班上总是排在我前面。加里比我晚几年进入绿队。他刚到海豹队时负责开小型潜艇。想到他要把自己6英尺4英寸的大块头塞进小潜艇里也挺好玩的。上一次部署期间，他获得了银星勋章。在坎大哈的一次任务中，他也确实尽力配合过5个人，为他们收拾了残局，那5个人本来是想掩护他的小组的。这次，加里上了“班布里奇”号并负责审问被捕的海盗瓦伊穆西。
我们握了握手。
“兄弟，看在老天的分儿上，透露点内幕吧。”我说。
“我们在最后一名海盗把头伸出来时终于发现了他，然后把这3名海盗都给干掉了。”加里答道。
他告诉我，他的任务是和受伤的海盗瓦伊穆西谈话，加里希望这个家伙能说服同伙投降。加里上了“班布里奇”号后，开始用糖衣炮弹进攻瓦伊穆西的心理防线。
“喂，伙计，冰激凌要吗？”他问，“要不，喝一罐冰镇可乐？”
瓦伊穆西和加里开始了一段美食和精神安慰之旅，并在此基础上很快建立了友谊，加里始终让瓦伊穆西站在船舱外。这样，其他海盗就能看见他又是喝可乐又是吃冰激凌，而且他还要和留在救生艇上的海盗们来回喊话进行谈判。
“我听不见。”加里对瓦伊穆西说，“让他们把绳子再往近拉一点儿。”
瓦伊穆西同意了。绳索越来越短，救生艇离“班布里奇”号只有寸步之遥了。海面上的风浪大了起来，没有引擎的救生艇被推得转来转去。天黑后，加里和队友把救生艇拉得更近了些。当时夜色一片漆黑，海盗们根本不可能发现有人把他们的船往“班布里奇”号那边拖。在扇形船尾处，加里和队友扫视着救生艇。只有通过夜视仪才能看到红外激光在船身上来回晃动。
负责放哨的那个海盗总是坐在射程内靠前的位置，干掉他比较容易。透过船上的窗户，加里他们还能看到一个海盗在驾船。这也是一个相对容易的目标。但是第三个海盗始终不露面，而狙击手们却必须同时击毙3名海盗才行。唯一能在开枪的同时保证菲利普斯安全的办法就是等第三个海盗自己现身才行。在等了几个小时之后，第三个海盗的头和肩终于从救生艇后方的舱口露了出来，这正中狙击手下怀。之前的命令是除非菲利普斯的生命岌岌可危，否则不准动手。因为看到事态越发紧张，又担心菲利普斯的安全，我的队友们开火了。几秒钟后，3个海盗全部倒在集中火力的攻击之下。
就在狙击手的最后一枪响起之后，扇形船尾上的队员们听到一声枪响，明显是从海盗所用的AK47发出的。枪声在海面上发出回声，我的队友们立刻感到有点沮丧。这次赌得有些大。华盛顿方面一直在接收最新消息，也在观察无人机给救生艇提供给养的情况。海豹六队的指挥官和我们中队的指挥官都在“拳师”号上。
因为担心发生最糟糕的事情，同时也为了确认菲利普斯是否还活着、有没有受伤，两名靠近拖船绳索的狙击手跳起来沿着绳索滑向救生艇。这一刻必须分秒必争。拖船绳索在离黑暗的海面上方几英寸的地方晃晃悠悠，队友们在绳索上努力保持着平衡，几分钟内到了救生艇旁。他们登上救生艇，摇摆着奔向人质包围圈，身上唯一的武器就是手枪。救生艇只有一个出入口，因此即使是一名受伤的海盗也能轻易瞄准他们。
进入救生艇后，他们迅速而有序地给每名海盗补了一枪，确保再不会有什么威胁。最终在一个角落找到了菲利普斯。
他被捆在那里，但没有受伤。“班布里奇”号的硬壳式充气橡皮艇载着五六名海豹队员尾随在救生艇后，他们听到枪响后，立即追上了救生艇，把菲利普斯从救生艇里解救了出来。
另一边，“班布里奇”号上，在最后一枪还没响起时，加里一把抓住瓦伊穆西，把他一拳打倒在甲板上。“等着坐牢吧！”他说道，“你的同伙都死了，你现在对我也没什么用了。”
队友们铐上瓦伊穆西的双手，用连帽衫上的帽子蒙住他的脑袋，然后把他带走了。加里在扇形船尾处见到了菲利普斯。刚登上“班布里奇”号的这位船长有点困惑又有点茫然。“你们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他问道。他当时的反应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轻微表现。在枪击带来的震惊中，他还没有搞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为什么会这样。
菲利普斯接受了体检。医生说他的情况还算不错。没过多久，他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也渐渐消失了，他很感谢我的队友们所做的一切。菲利普斯给家人打了电话，然后他先到“拳师”号上，之后等着回自己在佛蒙特州的家。
其余的队员又在“拳师”号上待了几天，在上岸飞回家前等待着后续命令。最终，我们拯救了一条生命而不是出去白忙乎了一场，这让人感觉很好。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之外的地方做点事，也感觉很棒。我很高兴能做一点不一样的事。但让人失望的是，我们也隐约看到了政府体制的弊端。只是作个决定就这么慢，我们整装待命好几天后才终于接到行动命令。不过，解救菲利普斯船长的行动又一次增强了我们的战斗力，并让我们在华盛顿眼中进一步成为能担当更为严峻任务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