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支持者普遍认为，社会主义程度越高，生产就越科学，因为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能得到更好的组织。人们还认为，社会主义能提供一套更好的教育制度，向社会的中下层群体提供参与经济事务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如果这些主张成立，那我们应该看到社会主义程度越高的国家将展示出越高的生产率——单位劳动产出以及单位劳动和资本的组合产出（即全要素生产率，又名多要素生产率）。实际上，国际上开展了对某些社会主义程度较高的欧洲国家的教育制度的评估，显示其效果远不及预想，令这些国家吃惊不已。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让生产率数据自己说话。我们采用跨国数据分析了员工平均产出的增长率与国有企业在国民产出中的比重的关系，这可能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效果的第一次统计研究，结果显示它们存在负相关关系。简而言之，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太大会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即使最出色的社团主义经济也永远赶不上先进国家，只是说如果能赶上的话，要花费更长的时间。
但现象背后可能有更多原因。有种可能是，国有企业比重高和增长率低都是第三种影响因素所致，例如不重视保护财产权利或者对私有财产持敌视态度，这可能导致想进行冒险创新的富有的投资者担心遭到剥夺。在这样的国家，有国有企业比完全没有企业要好。当然这种可能性并不会改变以上结论：如果一个国家由于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而对企业私有制持反感态度，经济发展必然会因此受损。
社团主义——主张和实际表现
经典社团主义（例如墨索里尼领导的）试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改造加快经济增长——生产率的提高和国家实力各方面的增长，希望远远超过欧洲大陆资本主义的不佳表现。这意味着公共部门开展更多项目，私营企业接受更多指导，对企业所有者来说变成了“没有控制权的所有权”。不过，追求增长速度和国家实力的增强还需要服从社会团结（尤其是“社会保障”）方面的考虑，它意味着政府与“社会伙伴”开展合作，更广泛地说，还包括给各个地区和产业提供的补贴。同样是在经典社团主义中，政府可以借助团结和保护的名义随意采取行动，只不过在增长率下降太多和低迷期太久的情况下，还需要采取措施重新推动发展。
在这个制度中，政府原则上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进行干预，不受任何限制，由此会带来严重的道德风险。如果政治家们陷入这种风险，他们的胡作非为也将成为这个运转系统的一部分。宪政民主制度有能力和意愿限制这样的干预，但也存在失败的可能。即使在民主制度下，自私的立法委员也会在某些时候利用自己的选票，自私的部门领导者也会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换取利益集团的支持，以便继续保有职位。在这个政治过程中，“增长”虽然还会在口头上被提到，但实际上可能被放到次要位置甚至完全被忽视。由于政治家们关注的主要是赢得政治支持，“社会保障”也就不再是真正的原则。政治家中还有可能出现，给某些地区、企业或工会提供庇护，以换取私下的好处（回扣等）。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的意大利，贿赂活动泛滥成灾，意大利人感觉住进了“贿赂之都”。
社团主义的危害不止于此。如果只有关系良好的人能成为政治家的座上宾，这个制度就会保护内部人、排斥外部人。政府官员的座上宾和亲信掌控的企业如果能获得垄断权，甚至不需要争取用稀缺的税收收入支付的政府合同。内部人的收益就是外部人的损失，不管能否得到医疗、食品和取暖的补贴“保护”，他们可能难以创办新企业、进入某个产业或者开创有回报的职业生涯。这些现象是极端社团主义的弊病所在：它剥削了少数人或很多人，剥夺了他们的职业生涯等基本品，这些损失在道义上无法以少数或很多得利者的收获来弥补。
要评判社团主义程度较高的国家是否实现了它们预定的目标，我们首先需要标准和证据来判断哪些国家的社团主义程度高，最好是能找到社团主义程度的测算方法。我们可以首先找到一个聚焦点，很多人认为，政府在经济中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可以用政府的规模大小衡量，然而结果不见得完全一致。尽管社团主义程度很高的经济需要大量的官僚机构操作，但膨胀的公共部门事实上并不是反映社团主义程度的良好指标。例如，1960年，美国是西方七国中公务员占比最高的国家，www.youxs.org，美国可能最具备推行社团主义的能力，政府雇用了大量的士兵和教师，但很少有人会认为美国的社团主义精神最盛行。实际上，其他国家的官僚机构的能力也的确在迅速增强。到1980年，英国和加拿大的公务员占比超过了美国（www.youxs.org），法国、意大利和德国也接近了美国的水平。显然，公务员的规模并不能很好地显示发达国家在社团主义上的差异。
反映政府影响力的更好的指标之一是政府的全部购买（不仅限于雇人），加上为鼓励某些项目而发放的补贴，以及给特定人群的转移支付。政府购买和补贴是反映经济资源的用途改变的标准指标，在某些情况下，转移支付也可以是追求社团主义目标的社会谈判的结果。根据这个更广义的指标，高收入国家在1995年的确出现了很大的分化。一个极端是瑞典，www.youxs.org（www.youxs.org），www.youxs.org（www.youxs.org），www.youxs.org（www.youxs.org），www.youxs.org（www.youxs.org），www.youxs.org（www.youxs.org）；另一个极端是美国，www.youxs.org（www.youxs.org），www.youxs.org（www.youxs.org），www.youxs.org（www.youxs.org）；www.youxs.org（www.youxs.org）www.youxs.org（www.youxs.org）。在规模较小的国家中，www.youxs.org（www.youxs.org），www.youxs.org（www.youxs.org），www.youxs.org（www.youxs.org）。不过，在确认瑞典是社团主义最盛行的国家（比利时排第三）之前，最好再做些更广泛的调查。
在较大的高收入国家中，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阻碍产业进入的法律壁垒最严格，西班牙和意大利有阻碍创业的严格壁垒，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实行广泛的产品市场监管，西班牙和法国在竞争法规及执行上表现最差，荷兰、西班牙、瑞典和德国在就业保护法律方面最过分。总体而言，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在这些方面的表现是最不友好的，而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最好，中间的是瑞典、荷兰和德国。在规模较小的高收入国家中，瑞士在总体上位居中游，爱尔兰对企业较为友好，丹麦的得分更高。有一个从经合组织的数据中得到的反映产业干预程度的综合指标，在1999年7月被《经济学人》杂志命名为“官僚作风指数”（redtape），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www.youxs.org，www.youxs.org，www.youxs.org，www.youxs.org；英国的表现最好，www.youxs.org，www.youxs.org。该指数未包含加拿大和奥地利的数据。上述所有结果主要是用于判断对整体经济产生作用的控制杠杆和障碍，而不是反映具体的干预和指导措施，但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上述指标是描述社团主义经济的干预工具。另一项测量维度则是，工资标准的设定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政府、工会和产业商会的三方合作机制。这个机制目前依然是意大利社团主义的核心，它既是墨索里尼宣传的结果，也是“二战”后的现实。斯蒂芬·尼克尔（StephenNickell）创建的“工会与雇主协调指数”显示，美国和加拿大只有极少的采用合作机制的迹象，英国也非常少（尽管英国工业联合会依然存在），合作程度最高的国家包括瑞典、奥地利和德国，其次是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同处于最低水平。
另一个反映社团主义的维度是私营企业经营的竞争环境的危险和不公平程度，这方面的具体指标包括公共部门的案件数量、私营企业财产被没收的风险、政府不承认合同的风险等。各国在这方面的排名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它们的社团主义的程度。虽然并非只有社团主义才存在这些弊病，但这并不影响把它们作为判断社团主义程度的信号。然而，对这些指标的测量通常都涉及财产信息，现在能得到的数据是这三个指标和其他两个指标（法律和秩序，官僚机构的行政质量）的平均值。把平均值再与反映外贸开放度的指标进行平均，得到的数据可见，发达国家从高到低的排序为：瑞士、美国、加拿大、德国、冰岛、丹麦、挪威、法国、比利时、奥地利、英国、日本、澳大利亚、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韩国以及新西兰。从表面上看，这个排名显示：在我们重点分析的国家中，西班牙、意大利、英国、比利时和法国的社团主义色彩较为浓厚。
有关发达国家的社团主义程度的证据还不能完全令人满意，除非我们还能找到有关中央集权经济统治的范围的证据。我们需要有数据反映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规避了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竞争，以发挥对产业和企业的影响，例如因给某些活动或群体提供方便和特权而限制其他活动或群体。为此，我们可以利用游说活动和政府合同方面的数据，以及政府对产业界施加的非正规压力的数据，例如提供或拒绝提供某些政府职位。法国就存在这样的“政企旋转门”，企业高管在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来回变换位置。我们还可以分析各国宪法的规定，宪法是否只允许政府在经济中发挥“有限”的作用。某些国家的宪法利用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机制，限制政府对产业界发号施令，某些国家的宪法禁止政府干预产业发展方向，而某些国家的宪法缺乏此类规定。已有的统计数据可以反映某些企业拥有超越竞争对手的特权，这个指标就是资本在某个产业的收入中所占的相对份额。如果某家企业被政府树立为某个产业的龙头企业，就可以提高产品价格，这可能诱使竞争对手跟随涨价。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也可以提供一些线索，1995~1996年，意大利和法国的这个指标在大经济体中居首，资本的份额分别占42%和41%；德国和比利时居中，为37%；比重较低的国家有美国（34%）、加拿大和英国（32%）。在规模较小的国家中，比重最高的是奥地利（41%）、西班牙和荷兰（40%），瑞士和瑞典最低，分别为31%和33%（1996~1997年）。
这些数据显示，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在对产业界发挥影响，同时还表明，虽然人们通常认为这些国家有着类似的经济组织形式，但政府的干预程度在各国存在很大差异。综合以上这些证据可见，意大利和法国的社团主义程度较高，美国和加拿大的程度最低，英国和德国处于中间位置。社团主义的影响在西班牙、荷兰、比利时和爱尔兰也比较明显，在瑞士、丹麦和挪威的影响较小。经常被大家讨论的瑞典是个混合案例，干预主义强烈，但政府对产业界比较友好。
在对最近几十年哪些国家的社团主义较活跃有了一些直观印象后，我们现在可以回答本章的主要问题：从“二战”结束时的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这些国家实施社团主义措施的效果如何？粗略来说，我们可以认为西方国家这半个世纪的生产率水平基本上是收敛的，但收敛的程度到底如何？在接近收敛后又发生了什么情况？
首先来看员工平均产出，根据经合组织的计算，意大利、爱尔兰和比利时的员工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96年已接近美国的水平。意大利达到62500美元，而美国的数字是67500美元。指标较低的国家包括法国、挪威、加拿大和荷兰，位居中游的有德国、奥地利、瑞典和丹麦。
这个结果似乎并不能证明社团主义实验获得了成功：在50年后，只有3个社团主义程度较高的国家超越了加拿大，没有一个超过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