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指出的是，经合组织还测算了平均工时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截至1996年，意大利、爱尔兰和法国已接近美国的水平，德国和加拿大略低，英国和瑞典则更低。但由于如下几方面的原因，这些表面现象不能说明太多问题。首先，欧洲大陆上有很多国家，因此出现少数尖子生（如荷兰和挪威）的现象并不奇怪，它们甚至有着比美国更高的平均工时产出。如果对美国的50个州进行细分，也会发现加利福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的数据大于其他州。其次，在很多就业率低的社团主义国家，雇员只占劳动适龄人口的很有限的一部分。例如，意大利在1996年的平均工时国内生产总值接近39美元，远高于美国的36美元，这是因为意大利的正规经济中只留下了生产率较高的岗位和生产率最高的员工，因为法律不允许工资太低的岗位存在。如果意大利像美国、挪威和丹麦那样有75%的劳动适龄人口参加正式雇佣工作，平均工时国内生产总值会降到32美元，明显低于挪威（40美元）、丹麦（34美元）和美国（36美元）的水平。欧洲和美国的劳动参与率的差距破坏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生产率对比的意义。最后，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这些社团主义色彩较淡的国家，由于人们的工作时间更长，也会压低单位工时产出的数据，而社团主义程度较高的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则相反，人们每年的工作小时数要少得多。
因此仅凭这些证据，我们不能说社团主义经济显示了它们宣称的在生产率上超越其他现代经济体（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的优势。结果完全相反，从以上讨论中可以看出，美国的相对现代的经济依然保持了生产率的领先，加拿大和英国在过去20年也有所进步。
从中还能得出一个更强的结论：图中的每个国家点与斜线的最短距离可以大致反映这个国家在就业率（社会主义的关注点）和生产率（社团主义的关注点）两方面的表现。在较大的经济体中，社团主义程度较高的法国、意大利和德国都位于斜线的下面（规模较小的奥地利和瑞典更是如此），而包括美国在内的较现代的经济体则位于斜线的上面。加拿大虽然也位于斜线下，但与瑞典、芬兰和澳大利亚的位置不远，它们的经济受社团主义影响的程度都存在争议。
而且，意大利和德国的生产率在1995年似乎赶上了先进国家，但后来证明是暂时现象。在1995~2005年，这两个国家的劳动参与率回升，自然导致新增岗位的生产率下滑。当年的剑桥学派经济学大师丹尼斯·罗伯逊（DennisRobertson）在发表关于收益递减的演讲时，为生动形象起见，设想了一个由10人组成的建筑队，最后一个人没有生产工具，但还是有资格去喝啤酒。而同期在美国，生产率较低的工人或生产率较低的岗位则都减少，使得美国的员工平均产出提到更高的水平，单个员工平均工时的产出同德国和意大利的差距又拉大了。
本章已经重点分析了经济发展方面的多个维度（高度物质主义的部分），这些都是社团主义和社会主义关注的内容。我们还可以看看离物质主义不太远的其他维度的表现。在过去20年，法国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年轻人向外移民的现象，这可能具有启发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现象反映了欧洲大陆的社团主义在提高生产率和创造就业方面的失败。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现的高失业浪潮暂时阻止了这个移民现象，但并不代表社团主义经济有所改善，或者非社团主义经济的情况恶化，只是显示对外移民目前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不足之处在于，移民现象只表明社团主义和社会主义存在某些缺陷，却没有明确到底是何种缺陷在产生影响。这些缺陷可能是非物质方面的，例如压迫式的企业或压抑的经济文化。
工资差距（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合理的工资差距）可以作为反映社团主义表现的另一个维度。回顾前文介绍的工资差距的数据，我们可以准确地指出，与现代经济的模范国家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相比，社团主义盛行的意大利和法国的工资差距更小，西班牙、荷兰、比利时和爱尔兰也要小一些，但不那么显著。然而这可能只是表明加拿大人、美国人和英国人参与冒险的频率比欧洲大陆的人更高，而且这些国家在民族和种族方面的高度多元化也可能对不合理的工资差距产生某些影响。无论如何，本章的目的是分析社团主义是否实现了其宣称的目标，而消除工资收入差距从未被列入社团主义的日程。例如，某些社团主义色彩浓厚的国家对人数众多的少数族裔未能融入主流毫无作为。如果像社团主义主张的那样，国家层面的成就和行动才是重要的议题，而非个人自由、个人抱负和个人收益，那么在这些领域也就不存在经济正义的意义。实际上，在较大的社团主义国家中，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确实也都没有通过大量培训项目或就业补贴缩小工资差距。在欧洲大陆，只有荷兰和法国为提高低端劳动力的工资投入了较多的资源。相反，长期以来建立起提高低收入工作待遇的成熟机制、为低收入劳动者提供工资补贴的国家反而是英国和美国，它们都是社团主义色彩较淡的国家。
创新的贫乏
从直接的观察来看，在2007~2008年危机之前的30年里，欧洲大陆四个大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经济增长推动力明显来自外部革新，主要是（但不绝对）美国的技术进步。这些国家追赶美国的步伐并没有感受到自主创新重生带来的加速度，这种自主创新只是在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才在欧洲大陆盛行。社团主义经济主要是通过模仿才接近美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如果增长依靠外部动力，就业也会依赖于此，美国的创新如果完全停止，欧洲大陆将陷入长期衰退。
然而，这些欧洲大陆国家的社团主义制度究竟因哪些行动妨碍了创新，或者未能促进创新？我们能想到的内容包括：社团主义色彩浓厚的经济体会设置各种限制，如产业进入壁垒和创业壁垒（经合组织采用的指标），这些壁垒会阻止或延缓生产率进步。当然，我们最好找到相关证据，表明到底是哪些壁垒和缺陷限制了创新或未能促进自主创新。
我们找到的其中一种机制是，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是反映其经济活力的线索，在创新经济中，有潜力但尚未开发的商业创意的存量是一种重要的产业资本，这个存量在近期或中期的预期规模，再加上新出现的创意，是企业价值的重要影响因素：创意的存量越大，企业价值就越高。可以推论的是，资本市场对企业的估值也越高。在新兴企业起步之初，这种估值可能是它们的唯一价值，但对其他企业则不尽然。企业价值中还有其他组成部分，包括它们拥有的厂房设备等，即物质资本。因此，企业的市场资本化价值（即所有股票的价值加上债券的价值）与企业的物质资本的购置成本的比例可以设计为一个指标，反映尚未开发的商业创意的预期价值与物质资本存量的相对大小。这个比值被称为“托宾的Q比率”，由詹姆斯·托宾（JamesTobin）发明，他将该比率视为反映投机狂热或恐惧的指数，以预测某个国家的投资活动的兴衰。从我们的研究目的出发，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年产值作为物质资本存量的大致的替代指标，构造出市场资本化价值比率，将其解释为商业创意的预期收益同经济规模或产业规模的相对重要性。从理论上讲，这是非常自然的反映经济活力的指标。见图7–3，可以看到这样的猜想得到了很好的实证支持。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的市场资本化价值–产出比可以非常好地预测若干年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这个出色的指标甚至能更好地预测一个国家若干年后就业水平的变化，见图7–4。引人注目的是，1990年的市场资本化价值–产出比可以让我们非常准确地预见到，哪些国家能赶上20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的互联网革命浪潮。从直觉上说，较高的创意产生率很可能催生较高的创新率，从而推动生产率的进步，但读者们可能会质疑，高创新率与高就业率之间是否存在可靠的因果关系？如果创新摧毁的工作岗位比其创造的岗位还多呢？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惊人的生产率进步，对走出“大萧条”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超过其正面影响。但是在大多数案例（也是研究最深入的案例）中，我们看到有两种正面机制在起作用：首先，新型消费品的发明或现有消费品的工艺创新（往往是资本密集型的）会降低消费品的价格，从而提升生产资本品的企业的价值，也会提高这些企业的边际雇员创造的实际价值，从而产生新的就业岗位；其次，生产率的进步会带动工资提高，员工的财富存量会相对减少（相对于上升后的工资而言），于是他们的工作意愿、换工作意愿、尝试其他职业的意愿都会增强，创新带来的劳动力节约需要足够大才能抵消这些促进就业的效应。
接下来我们要分析，以上讨论过的某些社团主义要素是否会对上面构建的市场资本化价值–产出比产生不利影响。第一个要素是作为社团主义经济的象征的孪生组织：工会和雇主协会，以及它们联合制定工资标准的体制。如图7–5所示，工会和雇主的协调程度提高会导致市场资本化价值–产出比下降。另一个要素是极端的劳动保护立法。学术界对劳动保护立法的好处和坏处有广泛研究，但得出的共识很少。不过，相当有说服力地指出，尽管保护对象可能会很感激，但它对市场资本化价值–产出比有负面影响，这会导致实际和预期的创意存量下降。当然还有其他社团主义要素与市场资本化价值存在明显负面关系，但已没有必要再做相关分析，我们可以进行总结了。
对于我们提出的问题：社团主义要素如何阻碍各国的发展，使其未能达到美国那样高的生产率和就业率的水平，本章给出的回答是，某些社团主义要素阻碍了新的商业创意的注入，创意的减少拖累了生产率的提高，进而裁减了雇员，导致就业水平相对较低。因此，社团主义程度较高的国家失败的原因是，它们缺乏支持、刺激和促进创新活动的机制以推动实验、探索和尝试。这些国家缺乏达到先进生产率从而实现高就业率所必需的要素。
还有一个未解的谜题：如果像我们讨论的那样，欧洲大陆的三个大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严重受制于本土创新的贫乏，那它们（法国除外）如何能够在生产率和就业率方面一度达到和美国如此接近的程度？我们猜想，假如这些国家的生产率进步是由于它们落后于领先国家，所有的创新都来自向外学习，那么一旦赶上先进水平，其增长就会停止，就像在比赛中的灰狗如果发现前面没有兔子就会停下来一样，它们并不是因为跑步本身的乐趣而奔跑。
这个猜想非常符合实际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就像兔子一样停止了前进，而在之前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的增长率一直维持在4%左右，其中3个百分点是生产率进步，1个百分点来自劳动力增长。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的生产率增速大幅放缓，1975~2005年，每年的产值增速在3%左右，其中在20世纪90年代较快，在21世纪前10年较慢。随着增长发动机失效，美国成为世界其他国家追赶的对象，领先者的减速造成了普遍的收敛趋势。
美国是世界主要的创新发源地，特别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的创新走向停滞，缺乏自主创新的欧洲也只能减速。而且速度一旦降下来，欧洲国家变得更为脆弱，世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对欧洲的影响力远超过“辉煌30年”时期（1955~1980年的26年）。由于借助财政赤字缓解增速放缓的影响，欧洲国家的公共债务负担越来越沉重。
到21世纪前10年后期，整个西方世界发现，通过大规模减税、新的权益和新的补贴刺激增长的复苏计划最终失败，经济增长率和就业水平下降成为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