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
——宋·谚语
中国史书向来有“暴秦、强汉、盛唐、弱宋”的“公论”。有宋一朝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一个王朝。它的疆域面积比汉唐都小，长期受北方蛮族的侵扰，开国一百六十多年后，首都汴梁被攻破，连皇帝和太皇帝（徽、钦二宗）都被抓走了，朝廷偏安到长江以南的临安（今浙江杭州）又苟延残喘了一百多年。钱穆对宋代的评价就非常之低，他认为，“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
不过，宋之“弱”却有它妩媚的一面。
这是一个史上最温和的政权。宋代理学家程伊川曾总结“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无内乱”，二是开国之后的四位皇帝都比较开明——“四圣百年”，三是改朝换代的时候兵不血刃，没有惊扰民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四是一百多年里没有诛杀过一位大臣——“百年未尝诛杀大臣”，五是对周边蛮族采取怀柔政策——“至诚以待夷狄”。这五件事情或有夸张的地方，但离事实不远，特别是第一条和第四条最为难得，由此可见，宋代确实是别开生面。
北、南两宋加起来三百余年——比之前的隋唐和之后的元明清都要长，对外委屈求全，对内温和文治，十八位皇帝中没有出现一位“铁血大帝”，这也算是“超越古今之事”。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当即实施了体恤民间的减税政策，宣布大幅减免国内所有关隘的关税和商税，官兵不得扣留旅行者，不得任意搜索民众的包箱，政府所征收的税赋要公开张贴在官府的大门上，不能擅自增加或创收。
在产业经济上，造成宋代工商繁荣的一个重要事件是水稻的引进。
水稻原产于亚洲热带地区，五代及宋代初期，香巴王国（今天的越南）的占城稻被广泛引入长江流域，它一年可有两熟――甚至三熟，而且产量比一年一熟的小麦要高一倍，从而引发了一场“粮食革命”，据《宋代经济史》作者漆侠的计算，宋代垦田面积达到了七亿二千万亩，南方水稻亩产约353市斤，北方小麦亩产约178市斤，无论是面积还是亩产都远远超过前代。自水稻被广泛引进之后，适合种植的江南地区终于确立了经济中心的地位，“苏湖熟，天下足”这一谚语就诞生于这一时期。
粮食产量的剧增，使得“中国硕大的沙漏倒转了。”宋代人口出现急速增长的趋势，开国初年，全国人口约5000万人，到两百年后的宋末已经超过1亿，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亿级人口的庞大帝国。
发生在十世纪的这场“粮食革命”，对中国的意义非同小可。放到全球经济史的大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类似的“粮食革命”发生在十六世纪中期，西班牙人和英国人从美洲引进了马铃薯、玉米，从而解决了粮食问题，进而出现人口大爆炸，并最终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农业革命是其他一切革命的前提，魏斐德在《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中国》一文中认为，中国在农业上的早慧，使得“欧洲发展到它早期现代化的程度时，中国则早于它400年就达到了那个水平。”
长期的政权稳定、温和的执政理念、粮食产量的倍数增长以及人口的膨胀，为工商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无比宽阔的市场空间，其结果就是，宋代的文明水平达到前所未见的高度。
史家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之外，其余三项——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均出现于宋代。台湾学者许倬云的研究发现，“宋元时代，中国的科学水平到达极盛，即使与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也居领先地位”。宋代的数学、天文学、冶炼和造船技术、以及火兵器的运用，都在世界上处于一流水准。宋人甚至还懂得用活塞运动制造热气流，并据此发明了风箱，它后来传入欧洲，英国人根据这一科学原理发明了蒸汽机。
宋代企业规模之大，超出了之前乃至之后的很多朝代。以矿冶业为例，徐州是当时的冶铁中心，有三十六个冶炼基地，总计有5000到6000名工人。信州铅山等地的铜、铅矿，“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开采，每年的产量达数千万斤。诏州的铜铅矿区也有超过十万人常年从事开采业。首都汴梁是兵器制造中心，拥有军匠3700人，作坊工人5000人，总数也将近一万。据经济史学者哈特韦尔的计算，在1080年前后，中国的铁产量可能超过了七百年后欧洲——除了俄国以外地区的总产量。另外，罗伯特·浩特威尔的研究也表明，在十一到十二世纪，中国的煤和铁的产量甚至比“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还要多。
宋代对商人阶层的认知有了极大的进步，可谓情势大变，其地位不再象前朝那样的低贱。诸如不得穿丝绸衣服、不能骑马乘车等等规矩早已废除，商人及其子孙不能参加科举和当官的禁令也不再执行，人们不以经商为耻。在经济思想上，南宋出现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他们反对“重本抑末”，讲究“功利之学”，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
法国学者谢和耐断定：“从11世纪至13世纪，中国社会的总体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在上层精英和民众集团之间，一个极不相同又极其活跃的阶层出现了，并开始占据愈益重要的地位，这个阶层就是商人。这股新兴的势力慢慢地削弱了中国社会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在宋代时期尤其是在13世纪，透出了中国的近代曙光。”
为了促进商品流通，宋代取消了对集市的行政性限制。在唐代，法令规定所有市场贸易都必须在城市中进行，并由官府进行监督管理，在很多时候，这条法令执行得并不彻底，城市之外以及州县以下存在着大量、非法的“草市”，可是在制度上它从未被认可。到了宋代，“草市”终于得到了政策上的认可，集市贸易因此大为发达，一些新兴的、纯经济性的市镇迅速崛起。
在工商体系和企业治理结构方面，宋代已经出现了如谢和耐所说的近世的特征。
国内外的经济史家用大量史料证明，宋代日趋精细的工商体系的完善是世界第一的，具有比同时欧洲更高的发达程度。傅衣凌曾描述说：“举凡大商业所需要的许多配备和机构，差不多都一一完成了。详言之，在商人中，出现了坐贾、客商、牙侩等，各产业部门都有他们在活动。大规模的联号组织也已出现。跟着商业的发达，于是为了便利大商业的进行，像货币金融及其他的辅助机关——塌房、廊房、堆垛场、柜房、钱铺、金银铺、兑房、寄附铺、交引铺等机构，以及商业经营上所必要的薄记、商用数字、珠算等，亦无不出现于这一时期，较之同时代的欧洲商业有极大的进步。”
宋代的商人行会比唐代数量倍增，而且更有组织性，势力也更为庞大，他们可以垄断一地的市场，并拥有商品的定价权。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在首都汴梁，很多行业被行会所控制，外地商人把商品运进城内，自己不能定价出卖，必须首先乞求当地行会为之定价。1072年（熙宁五年），朝廷在一份诏令中说，“天下的货物到了京城后，多为大商贾所限制，利益被盘剥，至于那些小商小贩，更是被限制了获利，很多人因此穷窘失业。”按当时制度，政府向民间收购商品时，其价格也必须由官府与行会的行头们共同商定，每月三旬，每旬一评，叫做“时估”。
南宋人吴自牧所撰写的《梦粱录》中描述了当时米行的景象，从他记录的情况看，在粮食流通领域里出现了十分细致的社会化分工。米行从粮食收购、运输、接货，到定价、批发、搬运、零售、直到结算支付货款等等，都有专人负责，成龙配套，井井有条，形成极为严密的组织系统。一个城市里的米市行会控制了该城的粮食供销及价格波动，外地商人不得擅自在这里卖粮。
中国史学界有一个公论是：以民营工商业而言，其平均规模至宋时已达到最高峰，宋以后，在许多行业中反而是规模愈来愈小。
宋代出现了中国企业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其中包括：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已有分离，第一批股份制合伙公司诞生；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的出现；定金制度得到广泛的运用；以及职业经理人阶层的萌芽等等。
股份制合伙公司是在宋代诞生的――这一史实是由日本学者在二十世纪中期首先发现的，斯波义信在《宋代商业史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国的个别资本的集中以‘合股、合伙’的形式典型地表现出来，其萌芽形态业已产生于宋代的‘合本’、‘连财合本’、‘斗纽’等惯行中。”
在《宋会要辑稿·食货七十·赋税杂录》中记载了当时合伙公司的基本模式：“一些富豪联合在一起，共同经营并遵守同一规则，就叫作斗纽，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其规则如下：以十个人为一个组织，各人出的钱从五十万到十万不等，大家约定以十年为期，富豪轮流负责经营，在每岁岁末清算之后，即换下一位富豪，所得利润大家按比例分配，而本钱仍然在那里。”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典型的股份制合伙公司，它在当时被称为“斗纽”。
宋代学者秦观在一篇铭文中记载了泉州商人林昭庆的事迹，此人与数位同乡合股经营，在福建、广东到山东的沿海航线上经营，时间长达数十年，成为巨商。
北宋名臣包拯还曾提到过一种叫作“带泄”的合股模式：在海边做买卖的人中，有不少是本钱不多的中小富户，他们没有能力独立组成合伙公司，就参股于相熟的大海商，少的十来贯钱，多的百来贯钱，等到海外货物买回来后，按比例分配所得，往往有数倍的利润。